田瑛笔下的湘西，是沈从文以外的第三个湘西。田瑛笔下的湘西，是隐秘的原生态的鬼魅的湘西。这样的湘西，有一种沉重的悲凉，有一种阴沉的戾气，有一种野性的气息。田瑛的中篇小说《生还》（刊载2018年第9期《小说选刊》），是鬼魅的湘西文化的代表，是湘西人性与湘西神性的通灵者。

小说《生还》将生活的现实与未来隐秘于历史或玄幻的故事里。作家田瑛是湘西的土著，赶尸文化是湘西文化的土著，源深流远，文化厚重。赶尸发端于炎黄战蚩尤的故事，巫祝文化根基深厚。大巫师是人与神的通灵者，作家也是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通灵者。巫祝文化使人性神性史性厚重地融合起来，在湘西世界建立起文化信仰或是文化自信。《生还》就是一个时代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通灵者。

小说《生还》开篇弥漫着浓郁厚重的原始的赶尸文化气息。在这种气场中，赶尸匠担当了灵魂引渡者的责任。“生还”即是魂还，是“义”的生还。这是一种精神寻根的回归，却又不仅仅是回归，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向二这个人物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生命，他脱离了世俗生活，是正义担当责任的符号。向二的回归，是对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的绝妙讽刺与强烈控诉，是对正义的深切呼唤，是人性与正义的回归。赶尸是对这个社会的灵魂的拯救。向二一心要到外面去，就是要改变现实，是对卑微的屈辱的命运的抗争。赶尸路上群狗的狂吠，路途的艰难，人们的逃避，凸显的是人性回归的艰难，更是人们对幸福快乐自由生活的向往。

文本中，向二看似一个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闲汉，其实是一个身怀绝技艺高胆大的正义精神的代表。他不仅要闯出自己的世界，更是要开辟出一个正义的世界，脱离世俗的幸福的世界。向二不替官府欺压善良正义，也不为土匪助纣为虐。向二的“义”，是普世性的。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邻里，以及陌生的路人，都是一样的。向二也绝不是一个嗜血的杀人狂魔，他有自己的义的准则。“杀人易得，但要有个理由，该杀就杀”。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土匪头子杠子精心布了局，就像《封神演义》的申公豹，要把“义”引诱到邪路上去。向二要坚守的是人间正义的天道。向二对桃子所遭遇的灾难，是有节制的。本以为教训一下，赔个礼也就是了，义首先也是对生命敬畏。熟料被雇佣的两个杀手，有恃无恐，甚是嚣张，向二也就是让桃子铲那两个人一耳势出出气罢了。两个贼人抽出刀来，简直是对“义”杀戮，才有了义愤之下误杀。杀死了人，向二不逃避，不推诿，悲壮地投案请命，“义”就高大起来，“义”的社会价值就彰显出来。义的担当，不仅向生，也向着死亡，死亡是另一种新生。

向二是义的象征，更是尊严的丰碑。向二进得牢房，不披枷带锁，不跪拜公堂。那是正义不甘被束缚，那是正义不甘屈服。向二极孝顺父母，这是义的根基。尽管王法大如天，终抵不过天道。天道就是王道。正义有时就是对强暴的野蛮抵抗。向二的杀人，很类似《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向二行刑的时候，大雨滂沱，观者如群蚁。那架势，就像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或者是天意的悲悯。行刑时，向二一腔热血“洒去犹能化碧涛”，气贯长虹。即便掉了头颅，依旧屹立天地间；刽子手却仿佛中了什么魔法或是遭了天谴一样倒了下去。这是浪漫主义的“义”绝唱，就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尤其结尾，桃子生下了向二的儿子，向二的父亲的病奇迹般地好起来。在阴霾的气场中闪耀着一缕义的精神的光芒。

小说《生还》的叙事是隐秘的，就像有一种迷雾笼罩着，亦真亦幻。小说文本以向二向二娘桃子三个人的悲苦命运为线索，纵横交织，有分有合。不以简单的线性叙述展开，而是以戏剧化的块状叙述伸展，有一种隐秘性，或是朦胧美。如果说，线性叙述曲折有致，块状叙述更显丰满，紧凑而又烂漫迷离。是那种故事中套故事的那种，是那种倒序生长的故事，别开生面。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与民俗文化的描述是隐秘的。小说开篇，蚩尤赶尸一段“一时大雾弥漫，倒下的人纷纷复活，经由蚩尤一路驱赶回故乡”这是神性史性诗性的绝唱。向二的回归“赶尸匠一枝二三米长的竹鞭，在空中架势地喧响”，那面阴锣在晚间鬼叫似的鸣叫，赶尸匠鬼喊似的嘶鸣。鬼魅的湘西，耕种着神性的义的精神。桃子哭嫁一场，那简直是绝美的神性的为爱复活的祈祷，惊天地而泣鬼神。桃子就成了人性与神性的通灵者，是“义”的孕育传承者。

《生还》是一语道破天机的写作。赶尸者的一段话，警醒人们对“义”充满敬畏虔诚，而绝非鬼魅的欺诈。《生还》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最美的花朵。田瑛的精神写作，给作家以及读者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天地。小说《生还》，竖起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座丰碑，那就是人类的或是民族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