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国外，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小孩。去年听说怀孕了，我们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算日子我们该去了，妻子忙着买小衣服、小袜子、小鞋子、小帽子、小枕头、小被子……生怕带少了。我说不用带太多，缺什么到国外再买。妻子固执地说，有些必备的物品在那买不到怎么办？我说，即使是到外国婴儿用品也是齐全的，不用担心。可妻子还是我行我素，几乎每天都把这些物品拿出来，看着看着，好像又发现缺点什么，然后再上街再买。两个旅行箱已经装满了，妻子终于松了口气。可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拍大腿说，缺褥子。我也觉着问题有点严重,说：“怎么没买褥子呀？”妻子瞪了我一眼,说：“那你怎么不想着？”这么晚了，再上超市买已经不可能。妻子好像想起了什么。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了女儿小时候用过的小褥子。可她却说带这个不行，有些硬，不软乎，另外褥子面也过时了。我看着这深黄色呢子面的小褥子，忽然想起来这褥面是用母亲的一件旧呢子上改的。这件衣服，在我上小学时，改作了半大衣给我穿，之后我个子长高了，就几个妹妹穿。再后来我女儿出生后，母亲把一包我们兄妹小时候穿过的小衣服给妻子，其中就包括这件黄呢子半大衣。而妻子将这件衣服拆了做了小褥子。我拿起这件褥子，静静地看着，心里已经翻江倒海。我说，就拿着它，女儿用也好不用也好，希望她长久地保存，因为这件呢子上衣有很多故事。
母亲的这件黄呢子上衣是一位日本女人送给她的。这位女人是母亲的老师，她们师生在一起的合影我见过。女老师戴着黑边圆眼镜，模样挺好看的。
母亲小时候也挺不容易的。姥爷是旧军官，日本人侵占东北之前就去世了。母亲两个姐姐出嫁后，姥姥带着母亲和舅舅一起生活。当时舅舅在大虎山车站调车组，车站有几个日本员工，其中一位的老婆在大虎山小学教日语，就是母亲的老师。两家有来往但不多。日本战败投降后，这对夫妻慌慌忙忙地搬出日本人住宅，躲进姥姥家，住了些日子。后来舅舅听说沈阳正在集中日本人准备遣返回国，他们觉得总这么藏着也不是个办法，就打算去沈阳。临行前都换上了中国老百姓服装，但是这位女老师的呢子上衣是不能拿的，即使不穿，也不行，因为呢子黄颜色，和日本军服颜色相近，一旦查出来容易出麻烦。她主动送给妈妈了。母亲找裁缝改了一下，穿着很合体，还照了一张相。
父亲14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因生活所迫，跟着远嫁他乡的姐姐找到了工作，开始在吉林新站机务段擦车，干了两年后才上车当司炉，而司机也是日本人。日本投降那年，父亲的姐姐一家去了长春，国民党刚接收长春也比较混乱，父亲姐姐找老乡帮忙把父亲调到了长春列车段当列车员，跑长春至营口客车。这比机车司炉轻松多了，同时还能利用出一次乘能休息两天的机会，偶尔回老家探望爷爷。一次父亲回老家在大虎山附近的唐家车站下车，正巧我大姨给在车站上当班的姨夫送饭，大姨看到车上下来一位小伙子，穿铁路制服，身材高大英俊，后经打听得知他是离车站十里的常兴崔家窝铺人，在长春铁路上工作，大姨就想把妹妹嫁给他。大姨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姨夫。姨夫说，这个小伙子听说过，不过得请媒人。大姨性格直爽心灵手巧干净利落，在娘家排行老大，家里家外都是她主事。她对姨夫说，大可不必，我妹妹不说百里挑一也差不多，又不是嫁不出去。常兴不是有你家亲戚么？明天让他带着我去崔家窝铺。那个时期一般是媒人介绍，父母做主亲事就定了，婚前男女双方很少见面的。可第二天大姨还是拿着母亲身穿黄色呢子上衣的相片去了徐家，爷爷一看相片就相中了。也就是说父母的婚姻大事是由大姨和爷爷决定的。
据说母亲的这件衣服曾经失而复得过。
父亲母亲结婚后，把家安在了长春。开始没有房子就暂住姑姑家里，后来搬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两层楼房的列车段职工宿舍，一些职工家属来了没有住房，段里就安排住宿舍楼，每户一间。因为战事，1947年底火车就不正常运行了，出了长春市不远就是解放区，后来客车停运了。当乘务员的父亲就无所事事了，好在每月按时发工资，而工资到手后，首先是买粮食，开始一个月工资还能买粮食蔬菜什么的，可后来虽然工资不断地增加，可买到手的粮食越来越少，到了5-6月份，一个月的工资有好几捆纸币，但也只能买10几斤高粱米，再后来粮食市场没有了，也不敢公开了，转入地下黑市进行交易，粮价如金。即使拿这些有限的钱也买不了多少粮食。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到处都是因吃的引发的争斗。实在熬不下去的，也不知去向了，人去屋空的房子比比皆是，推车挑担逃难的人流随处可见。一天一群国民党伤兵住进了职工宿舍那些空着的房间，没人敢管。这些人黑天白夜地呻吟着、有时吼叫着。吵得宿舍不得安宁。因这所楼较高，离火车站近，国民党军人开始在楼顶搬沙包修工事，并扬言一旦形势紧张，所有住户一律迁出,军队占用。父亲和同事商量，怎么办呀？家家粮食极少，多半靠吃炒黄豆度日，太难了。离开长春，但是有很多消息说，只要出城就不允许回来，那边解放军又不让过去，很多人被困在两军隔离带上，饿死的病死的比比皆是。也有消息说，投诚的军人和铁路工人可以放行。不管消息是否可靠，不冒险不行了，总比在这里等死强。一天上午父母和一位姓郑的夫妇拿着简单的行装向城外走去，他们没走红旗街卡子，有人说那里难民多而且极混乱。所以一直向东走，通过伊通河卡子，两边有碉堡，路旁还有用装满沙子的麻袋垒的掩体，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接过城市居民证明就放行了。这天是1948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十六。午后的阳光依旧炎热，本来郑先生身体就不好，加上数月忍饥挨饿营养不足，走路很吃力，父亲帮他拿着包裹，四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穿过一片高粱地，路变宽了，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在前面树林中聚集着黑压压的难民群，这些难民有坐着的、有躺着的、也有站着的，多数面黄肌瘦蓬头垢面，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拿着本和笔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后面跟着两名背着枪的士兵，军官是负责发路条的。父亲他们走过去说，我们是铁路工人，投奔解放区。军官说有证明么？父亲和郑先生递过去了证明。军官见郑先生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样子，没说什么。可见父亲身体健壮，盘问得非常仔细，你在铁路干什么的？答，长春列车段乘务员。问，跑哪趟车？长春至营口。问，两地之间多少公里？答，482。问，你说是铁路工人，还有别的东西能证明么？郑先生说，我们是一个段的，我可以证明。军官突然变脸了，指着父亲说，你面色红润，根本就不是难民，肯定是奸细，来人，把他带走。后面两个战士二话不说，冲上来解下父亲系在身上的包裹扔到地上架起胳膊就走，母亲吓坏了。郑先生见到地上的包袱想起了什么，喊道，等等。然后让两个女人也解下包袱。对军官说，老总……。一个战士抢过话说，我们这里不兴叫老总，叫同志。郑先生忙点头称是，说，同志你看看，这些包袱皮都是卧铺车里的旧床单，上面印有“长春列车段”的字，我们确实是铁路工人呀。军官真的看了看，表情缓和了，然后向两个士兵摆摆手。他们放开了父亲。军官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郑先生。郑先生又给那位军官鞠躬说，谢谢同志，谢谢同志。几个人拿着路条走进了解放区。当天晚上借宿老乡家，吃的高粱米粥，几个月都没正经吃一顿饱饭了，可郑先生咳嗽不止，吃得很少。
郑先生老家在彰武，我们老家在黑山，大家决定不走沈阳，因为沈阳当时是国民党占领区，他们决定从西南方向绕过去。郑先生患病,两个女人行走也困难，多半是父亲雇马车代步。出长春奔通辽，从通辽乘火车到科尔沁，从科尔沁再步行过彰武。渡过柳河在于家窝铺村住了一宿，这里离郑先生家已经不远了。父亲知道郑先生平时治病花费多身上没钱，就给他5块大洋。郑先生感激不尽，表示回去上班一定还给父亲。然后，四人洒泪而别。
可是，千辛万苦到家后，母亲打开包袱愣住了，包袱拿错了，装呢子上衣的包被郑先生夫妇拿去了。母亲想起来了，那是在渡柳河时，水深没过了大车，包袱都湿了。在于家窝棚把衣服晒干重新打包时弄错的，可就这件衣服值钱呀。父亲却说，命都差点丢了，少了件衣服算啥。
东北解放后。父亲打算到锦州铁路局工作，因为在锦州铁路局工作毕竟离老家近。并于1949年春到长春列车段办理有关手续，同事说，郑先生夫人来找过你，要还给你5块大洋，还有一个包袱。我们不知道你是否能来，大洋没收，把包袱留下了。可惜的是郑先生到家后时间不长就去世了。父亲听说后难过了好一阵子。
四十多年后的去年春天，我遇到儿时的伙伴，他家60年代初和我们是邻居，他母亲会裁缝，家里还有缝纫机，就是这位善良的赵大妈把母亲的呢子外衣给我改制成了半大衣，还把里子当面翻新一下，做好后和新的一样，很入时，穿在身上吸引了很多羡慕的目光。那天，我喝多了，醉得人事不省，因为想起了儿时的诸多往事，尤其是想起了那件黄呢子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