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3日，为推动我市文学创作大繁荣、文艺事业大发展，为朝阳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市文联、市作协隆重召开第四届（2019年度）朝阳年度文学奖表奖暨获奖作者座谈会，这是一场喜庆丰年、表彰先进、使命担当、奋进朝阳、立足当下、放眼全国的文坛盛会。会上共表彰了17位获奖作者，他们是：梁广龙、王文军、付久江、尹守国、周艳丽、车承金、于香菊、周莲珊、文晓辉、魏红莲、邵春梅、金 玉、管丽香、邹世昌、袁海胜、秦朝晖、张福艳。以下是献给这些获奖作者及作品的颁奖词。
梁广龙的获奖小说《少年宝音的心事》（短篇小说，发表于《民族文学》2019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9年第11期转载），明线写现实中的宝音为喑哑的妹妹偷狗，却无意中捡回了狼的后代；暗线写历史中的奶奶因敬畏自然而救熊、养熊、放熊，最后狼群前来复仇的危机促成了明线与暗线的遇合。其中奶奶的形象非常古怪又非常可爱，赤木伦河没有她的酒量大，乌拉山脉没有她的叫声长，而她带着醉意的呼唤是通灵的。当呼唤突然引回老熊解救危难之际，奶奶轻轻吐出三个字“格——日——乐”，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同时，也对作者奇特的想象能力、巧妙的结构方式、深厚的叙述功底，神秘的现实主义充满敬重。
王文军的获奖诗歌《走在山脚的人》（组诗，发表于《延河》2019年第3期，《诗选刊》2019年第5期转载），充分展现了他这位山中诗神的风采。他走在林间野径，能看到若干年后，自己像一片飘叶从人间落进泥土，他便希望路人和他一样放轻脚步；他能看到这条野径像蛇一样扎进远方的草丛，惊起了那里的鸟雀；他沿着这条野径上山，看到满坡的山杏花像举着火把的古代义军，从这个山头烧到那个山头；他下山时暗自沉吟，上来里还枯黄的山草，下山时是怎么绿的。读到这些天才的诗点我内心惊爆不已，只能感叹他跟山神关系太好，山神总给他暗送猛料！
付久江的获奖小说《冷锋过境》（中篇小说，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8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转载），把治理毛石堆这一形象工程引发的命案写得威风八面，这八面威风是说多人多角度的叙述，最终在读者心中合成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完整图景，手法独特而精湛，主题发人深省。
尹守国的获奖小说《逃亡者》（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5期），写一个逃亡者躲进深山放羊，与一个叫“阴阳脸儿”的头羊博弈的故事。对人和羊的心理刻画非常精准到位，并通过二者的心理交锋推动情节发展。悬念运用巧妙，只在结尾处点出人物的不幸遭遇。在我看来“阴阳脸儿”就是阴阳变幻、福祸难测的命运的象征。当他干掉了命运，最终也就干掉了自身。
周艳丽的获奖散文《这是草的世界》（发表于《散文》2019年第11期），写回老家给二老上坟，发现二老的阴阳两宅全是草，她的情感凄楚而悲怆，思想上却是无比明达而透悟，如同一位深情的大哲和沉静的诗人。人草进退，主客互易，沧桑之憾，当年草能放下的东西，如今人也能放下。作为读者，我们要感谢那些草，这部堪称经典的作品，就是从那些汹涌的草中生发出来的。怎么知道这些花草不是二老留给女儿的自然遗产呢，女儿见草所思、睹花所感、落笔所写的这篇文章，或许都在二老的预想当中！艳丽老师的作品思想感情的层次极为丰富，总能把她那日暖月清、山高水深的心灵，于不经意间透射出来。
车承金的获奖散文《赶年集》（发表于201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把相隔四十年的两次赶年集经历，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同时体验到了辛酸和欣慰、落后和发展、恋旧和追新的复合情感。作者从而站到了时代的高度，把穷困时的向往和富庶时的反思，写得趣味盎然、晓畅通透、深刻警醒。
于香菊的获奖小说《压运》（中篇小说，发表于《飞天》2019年第3期），我读完之后觉得她是乡村风俗的大师，她对那里的人情事理了如指掌。而且构思写作时还原现场的能力极高，带入感很强，几乎撤销了每位读者的旁观者身份，把我们统统变成了村里人，参与了家中事。这篇小说通过大溜小溜兄弟两家人对待人伦义务和社会正理的不同抉择，深刻印证了那条古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周莲珊的获奖童话《国鸟秋沙鸭》（发表于《延河》2019年第6期），是一首献给亲情、友情、爱情的壮丽颂歌，是一篇能给成年人以深刻启迪的智慧之作。他把以迪力和娜扎两位新生代为代表的几大秋沙鸭种群，生死相依，同舟共济，与黑熊和绿蛇作斗争的惊险故事写得如同史诗，质感极强，充分彰显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勇闯新世界的可贵精神。
文晓辉老师的获奖散文《乡村三题》（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6期），这三篇作品都获了奖，这样他家乡的油葵、水井和燕子都会很高兴。尽管我们在城里吃葵花油烙的饼时，望不见他村里那片油葵地，喝不到他村里那口闺女一样水灵的井水，看不到屋外燕子在雨中游泳，但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望见了文晓辉的文章透射出了拂晓时才会有的清澈光辉。这三篇作品是民间的风俗画，是乡村的赞美诗，有小说的意趣，有哲学的反思，并常有神来之笔。
魏红莲的获奖散文《花布美人》（发表于《散文百家》2019年第7期），写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乡村里常见却很美丽的一道风景，一群身穿花布袄的乡村少女，以鲜艳而又质朴的大色块扮靓了乡村生活劳作的诸多风俗化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极具经典意味的印象。当然这种经典是作者以强大的写作功力描绘出来的，虽然我们在当下的乡村看不到了，好在红莲老师的散文收纳了美丽的她们。
邵春梅的获奖散文《沿着一条河的足迹》（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8期），是写婆母“兰姨”的，此文最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她像写母亲河——老哈河一样来写婆母，有了这样一个博大的写法，我再去赞赏文中的具体技巧就显得卑微了。而老哈河之大善大美也恰是兰姨一生的真实写照，依我看，“老哈河”的“老”，彰显着兰姨拥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质朴坚忍、智慧勤劳、老成正派；“哈”彰显着兰姨的个性乐观豁达、温暖包容、宽厚真诚；“河”彰显着兰姨充满活力、情深意长，做事有始有终，人生善始善终。如此看来，老哈河就有了黄河长江的高度，兰姨就有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此文就有了民族精神的高度。
金玉的获奖作品《温情与敬畏” ——浅议滕贞甫长篇小说<战国红>》（文学评论，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8期），是评论滕贞甫的小说《战国红》的，去年滕主席这部小说的座谈会在朝阳召开，当时我也有幸参加了。金玉老师会上的评论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那细读文本的功夫，她那独具慧眼的解读，她那雄辩滔滔的论理，她那语言文字的茂盛，她那理论激情的澎湃，都极具感染力，彰显了她作为一位学者的独特风采。
管丽香的获奖散文《流逝的缝补》（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9期），把一条棉裤写进了《鸭绿江》，自然是因为这条棉裤浸透了鸭绿江水一样多的泪水。在那贫困年代，少年的“我”于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偷偷穿走二姐的好棉裤、留下一条破棉裤踏上了赴远求学的征程，从此也就踏上了愧悔终生的心路历程。更令“我”难以自持的是多年以后二姐竟报怨以德，给“我”做了一条更好的棉裤，说当年咱家咱妈欠你的，姐给你补上。读到此处，我的眼中也顿时涨满了“鸭绿江水”。后面的两部分一写旧物翻新，二写时代翻篇，则似乎是作者潜意识的流露——既要葆有二姐的珍贵情感，又要从愧疚的心锁中解脱出来。我认为，读者的泪水就是对作者的衷心赞美，再说别的，疑似口水。
邹世昌的获奖散文《风起时》（发表于《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是写风的，这种风是自然之风、历史之风、世俗之风，更是德性之风、诗性之风和理性之风。它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写这种散文，不但要有灵性悟性，更要有学术学问。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社会人生，都要在大风中飞扬起来，并重新找到另外的位置。世昌老师用风的长胶片，景的蒙太奇，为我们一一上演风景这边独好的荡心大戏。
袁海胜的获奖散文《丝路馕香》（发表于《散文百家》2019年第10期），以小见大，笔力雄健，用一个可作干粮的馕，囊括了丝绸之路的一万征程、两千历史。在海胜老师的笔下，馕是食品中的骆驼，馕是冒险家给自己上的唯一保险，馕是凿空者装满背囊的干货。堂堂中华的千秋功业，有多少要记在一个小小的馕上。只是到了后来，馕才变成一种仅在近处吃的东西。海胜老师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古往今来的雄浑浩荡、世事沧桑。
秦朝晖的获奖作品《还有多少乡土可以让我们重温——关于“新辽西派”散文创作的散点透视》（文学评论，发表于《鸭绿江》2019年第11期），是评论“新辽西派”散文的。朝晖老师极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他所评说的对象极为熟悉又深有感情，他从谢子安一路叙写下来，如数家亲，今天在座的诸多散文作家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他并没有用感情代替理性，他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加以衡量比较，指出“新辽西派”散文的可取之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论稿通篇充满智慧之光、仁者心肠和使命担当。
张福艳的获奖散文《疼痛的麦子》（发表于《散文百家》2019年第12期），是写麦子的，读完此文我觉得自己在麦子面前只是一个面食者而已，而福艳老师却是麦子的史家、专家、知音和歌者。麦子千万年的进化和当年期的生长，都不仅仅具有生物学和生计学意义，因为它是有灵魂、有锋芒、有韧性、有憧憬的生命体，它适应并塑造着世道人心，一部麦子的扩张史就是一部感人的励志史。福艳老师用一粒麦子告诉我们的，比一粒钻石告诉我们的，要多一万倍。
(颁奖词系朝阳市文联党组成员杨旭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