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我每天坚持写日记，不到两年，我就有了三本日记。

那个时侯，村里的姐妹都在学做针线，只有我不务正业，喜欢读书写作。

村里有一个叫小丽的女孩子喜欢和我一起玩。她是个没有妈妈的苦命孩子，比我小两岁。因为她家五个男孩，只有她一个女孩，所以才十几岁，就成了家庭主妇。我经常看见她在灶上忙着，消瘦的脸蛋上总有少许面粉。我感觉她特别可怜，需要呵护，我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对待她，有什么好吃的都偷着给她，恨不得把她接家里来住。

十九岁那年，喜欢看书的我，偶尔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是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文学函授班在招生。对写作一窍不通的我，如同久旱逢甘露，急急忙忙地去了县城，邮寄了报名费。

函授班规定一个月一期作业，我报的是小说专业。有一个辅导老师辅导我写作，我还清楚的记得我的老师叫唐俊山。

我住的小山村，特别偏僻，离县城有四十里地，没有班车，村里人去城里都是赶马车，或者骑自行车去。那个年代，人们太穷了，没有万不得已的事，村里没有人进城。我每个月完成的作业，无法按时邮寄出去，我经常着急上火，牙疼的半个脸都肿起来。

我常因此失眠，一个人去院里静静地坐着。小丽都默默地陪伴着我。

想到自己被村里人嘲笑，想到那封没有寄出的作业，我感觉受到了千般委屈，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

第二天下午，小丽推着她五哥那辆旧自行车来到我家，她说去城里给我邮寄作业。我说什么也不答应。她才十七岁，骑自行车去城里太远了，我怕她找不到邮局，怕她不安全。

 小丽说，她坐爸爸的马车去城里卖过西瓜，路不远，又说，不知道邮局在哪可以问。还说，谁让你胆子小，不敢学骑自行车，谁让你哭，我心疼。

我不知道那天下午，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数不清我去村口看了几次，心里面七上八下的，一刻都不得安生。小丽的哥哥、爸爸都来寻她回去做饭，我就按小丽教的撒谎：“小丽去供销社买火柴了，快回来了。”

直到天边被晚霞完全染成红色，我才看见小丽推着自行车回来了，原来因为她骑得太猛，返程时，才走了一半的路，自行车链子断了，她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回走。她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脸蛋也抹成了小花猫，两根辫子都散开了，像一个疯丫头。那一刻，我紧紧抱住她，把脸贴在她的脸蛋上。她嘿嘿笑着说：“我真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没有说什么，心里面却感觉热乎乎的。从那一刻起，这个小女孩，住进了我的心里。

在小山村那些乏味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打猪草，一起去山上采野花儿，一起吃一起睡。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当我的第一篇小说在县报发表并获奖时，小丽已经随着一股“远嫁风”嫁到了遥远的河北，那年她才十八岁。

我手里捧着报社邮寄的报纸，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小丽说着谢谢。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作的梦想，这个为我寄信的小女孩，功不可没。

人生的路，曲折而漫长。我们和很多人相遇又分离，能够真正为你拼过命的人，你有吗？我有！

                                                   原载《沈阳晚报》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