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父母工作繁忙，我大部分时间呆在祖父母的身旁。
       我开蒙的经历与旁人不同，主要是识字的“教材”很特殊，非画报也非课本，而是一本名为《共产党员》的杂志。这本杂志能出现在辽西乡村一个小小的庄稼院里，可多亏了当时在省城工作的大伯。我的祖父虽是农民，但他识文断字，一九四七年朝阳一解放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偶然一次他在大伯家见到了这本杂志便带了回来，那之后逢年过节大伯回老家来总会带几本《共产党员》“孝敬”老爷子。闲暇时光，祖父就用这些杂志教我识字。
      “爷爷，共产党是做什么的？”
      “共产党啊，救了全中国的老百姓。”
      “救了全国的人，他们是神仙吗？”
      “哈哈哈，你爷爷我就是共产党员呐！我是神仙吗？”
       你无法想象，就是最后这句话，一个小女孩听到时心中的那种惊讶与自豪！于是我缠着祖父讲共产党的故事，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用什么“法术”救了那么多人。在祖父的讲述里我记住了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狱中绣红旗的江姐、被称为“铁人”的石油工人王进喜、“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病入膏肓仍坚持工作的焦裕禄；“生能舍己、死不还乡”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那时我还小，想不通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在课本上学到了毛主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时才恍然大悟，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精神叫做大公无私。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这种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没有自己的精神，才焕发出了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人性光辉！
      祖父说他也是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农民如何能与那些闪光的名字相提并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敢当面问祖父，于是跑去问祖母。祖母给我讲起了“一屉小米”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三燕大地旱魃为虐，人们一整年连个雨星也没见着，地里的庄稼几近绝收。那时候社员们吃饭要入集体食堂，刚开始时还能啃上个窝窝头或是吃上个菜饽饽。随着粮食严重短缺，人们想喝上一碗稍稠点儿的粥都成了奢望。大家甚至要挖野菜扒树皮来充饥。挨饿的滋味，成年人尚且扛不住，更何况是三四岁的娃娃呢？父亲那时才三岁多，一天早上，祖父去地里干活了，祖母正在扫院子。父亲睡醒了揉着眼睛从里屋走出来，“妈，我好饿……”话还没说完，人就一头扎在了地上。祖母吓得赶紧将父亲抱起来掐人中穴，后来父亲虽然醒过来了，却自那时起便落下了个毛病：禁不得饿，一饿人就会眩晕。
       作为母亲，自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唯独见不得儿女遭罪。祖母当即咬牙做了个决定，她从那几口袋准备上交集体食堂的小米里舀出了一点儿，藏在了厨房碗橱的小抽屉里，准备隔三差五地偷偷给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熬点儿粥喝。
      不知怎么祖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立时大发雷霆，将祖母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骂她头发长见识短，心中没有党没有国家。然后怒气冲冲地将小米全倒回了口袋里，直接拎着送去了集体食堂。而祖母被气得哭着回了娘家。后来两人自然是和好了。只是祖母偶尔想起来还会拿这件事揶揄祖父。每当这时，祖父总是脸一撂，极其严肃地说：“那件事是原则问题！没有国哪儿来的家！国家有难了咱私藏粮食，我还配叫共产党员吗？别说一屉小米了，我的命随时都可以上交！”
       一段往事让我重新认识了祖父——这位一生都面朝黄土背朝着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他就像身边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指引着我人生前行的方向。我参加工作第一年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续多年被评为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   
       如今，我的女儿也到了开始识字的年龄。一天，我正在家中忙着整理申报职称的个人材料。女儿被一摞摞红底金字的证书吸引过来，她把证书一个个地翻开，边看边指着里面的字认读。
      “优——共，妈妈，这几个字念什么呀？”
      “优秀共产党员！”我回头看一眼，继续敲击键盘。
      “共产党是做什么的？”女儿继续追问。
       这场景如此地熟悉！我的手不由地停了下来。刹那间，一个同样稚嫩的声音从记忆深处响起，那是自己儿时和祖父的对话。我慢慢地从电脑前起身，走过去把女儿搂在怀里，思索了一下，坚定而自豪地对她说：“共产党啊，就是那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好的人！”“怎么变的呢？用魔法吗？妈妈，你是共产党员吗？”“妈妈当然是啦！”“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也想当优秀共产党员！”         女儿说这些话时，满眼都是自豪与渴望。
       这样的眼神让我再一次看见了当年坐在祖父身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