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安勇，1971年生，毕业于地质学校，中国作协会员，现居锦州。国家一级作家。辽宁作协理事。近年来有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山花》《天涯》《芙蓉》《福建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辽宁文学奖等奖项。短篇小说《铁屑》进入2019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答问者：高海涛，一级作家。曾任大学英语教师、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翻译、散文写作。散文《青铜雨》《故乡海岸桃花》《美是上帝的手书》《贝加尔湖与烟斗》《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精神家园的炊烟》《姐姐在俄罗斯名画中》等篇曾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及多种年度选本转载。中国作协会员、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会顾问。
1.高老师您好！您是较早关注“新辽西派”散文这个创作群体的评论家，您也是辽西人，而且还是散文大家，读了本专辑里的作品，与您以往关注到的辽西散文作品相比，您整体印象如何？现在的辽西散文是否有所突破？
2.您认为“新辽西派”散文在辽宁散文创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鸭绿江》推出这个散文专辑很好，非常及时。因为作者基本上都熟悉，而且我本身也是辽西人，所以看这些作品就比较亲切，也可以说非常亲切，就像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那样的感觉。除了亲切，还有感动，我看到了这些中青年作家的成长和成熟，至少和我以前看过的一些作品相比，他们的叙事都显得更从容，抒情也都更节制，从结构和文字上能看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信。而最可感动的还是这些作者对故乡和土地的深情，正如我在评论崔士学散文时所说过的，在辽西作家的笔下，辽西乡村就像是叶芝《当你老了》那首名诗中的白发恋人，虽然青春已逝，也会因这些文字的记录而重新梦见自己的往昔：“目光曾有的轻柔，眼波曾有的深邃”。所谓“新辽西派”散文家，他们就像一往情深的叶芝，即使当故乡老了，村子老了，也依然爱着故乡的灵魂。
散文是辽宁乃至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很多优秀的散文家，写历史文化的，写自然生态的，写都市人生的，写乡土田园的，以及写地域文史和名物情趣的，在新世纪前后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唯有乡土散文出现了“新辽西派”，这是现象级的，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作为一个辽西人和有时也写点散文的人，我很为故乡有一个散文流派而骄傲，他们就像一群乡村的歌者，在辽西大地上行走并吟唱。最近看了一本关于美国乡村音乐的书，讲述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共101首歌，101个故事。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说说辽西乡土散文，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其实也都有一首歌曲，只是没有唱出来，或仅仅在作者自己的心中唱着。
这就是我对“新辽西派”散文的基本印象，它酝酿着突破，并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虽然能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至少我们对它的理解，应该有一个文学史的角度。
3.语言是散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您认为就“新辽西派”散文来说，语言应该具备那些特色，严格来说，是不是要定位在辽西语言上？
不应该这样局限。把写辽西的散文定位在辽西语言上，正如把写乡土的散文定位在乡土语言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语言的地方特色就像地方口音，主要是某种自然的流露，凝聚着生命本色的乡愁，而不应该成为什么特殊的艺术追求。我一直认为，所谓乡土散文，是指题材上的乡土，故事中的乡土，经历中的乡土，记忆中的乡土，而不应该是语言风格、艺术品质上的乡土。语言风格、艺术品质上的乡土气息可以有一些，但不要太多太重。其实经典的乡土小说也是这样，“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语言上确实有地方特色，但方言的运用是经过艺术整合和审美提升的，整体上是服从于人物性格和故事基调的。这里需要区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辽西人物的语言必然会有辽西的特点，不可能说北京话、上海话、沈阳话，更不可能说英语，但叙述者的语言就另当别论了，那主要应该是一种超越方言土语之上的更能显示汉语人文精神和世界审美视野的语言。
沈从文先生写湘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边城》等小说和《湘行散记》等散文，并不注重湘西方言的运用，相反，他不仅借鉴了屠格涅夫的抒情格调，也借鉴了希腊史诗的叙事笔法，为此甚至受到了当时某些批评家的指责，但恰恰是这样的语言追求，才让他写出了湘西的风情与神韵。
4.“新辽西派”散文写到现在，受地域和眼界等限制，大家在题材、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难免雷同，请问怎样才能避免这种雷同，让“新辽西派”散文走得更高更远？
5.您认为如今的乡土散文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写作者应该如何应对？
我曾经对“新辽西派”散文有个整体观感，认为其中大量的作品，与其说是叙事的，不如说是抒情的，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浪漫的，与其说是乡土的感动，不如说是时代的激发。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乡土散文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回报，也像是精神的再生仪式。那么有这些就足够了吗？我觉得还不够，很多人在写，作品艺术质量的也在不断提升，甚至有很大提升，但就一个创作群体看，还不能说真正达到了突破，有的在结构上稍显疏阔，有的在细节上过于泥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乡土散文叙事姿态，因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毫无疑问，对故土的挚爱、对乡园的思念、对纯真的感怀，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乡土散文应有的主题，对于“新辽西派”散文的作者来说，可能最需要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如何既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克服模式化、套路化，不断写出独具个性、格调、风韵和气象的优秀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突破和超越。
首先应该有写作的信念。“传世之作要有传世之心”，伟大的写作者需要有信仰，优秀的写作者需要有信念，这是文学的道之所在，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我翻译过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散文，她的小说很有影响，散文也独树一帜，她曾经对自己同时代的散文家，即当时的英国散文有过尖锐的批评，说他们“缺乏强烈的信念”，不管什么题目都拿来写，因而造成了散文的轻浮和随意。我认为伍尔芙的话，也适用于概括我们中国现在的散文写作状态，包括乡土散文。没有强烈信念，没有审美理想，纸上也写，网上也写，胸无大志，以为乡土散文就是记录点往事，感悟点人生，如此而已。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呢？所以必然流于平庸和浅泛。说实话，就写作信念而言，我觉得很多写散文的人远不如写小说和写诗歌的，虽然小说和诗歌也有大量平庸之作。
其次，还需要开阔眼界。这与读书有关，乡土散文之所以存在某种模式化倾向，还在于作者眼界的局限，读书不多，参照不足，所以作品也往往缺少蕴含，质胜于文。有人说“新辽西派”散文地气有余，文气不足，确实，有许多喜爱乡土散文的作者，把他们写的东西发给我看，说实话，我很想给以鼓励，但除了赞扬接地气之外，就觉得没什么话可说了。脱不开个人的有限经历和生活，甚至流于平庸的忆旧和矫情的感怀，而内在的乡土精神和人生底蕴，并没有被激发弘扬出来。这样写下去，我觉得是不行的。我经常想起一本外国小说，作者写他小时候，要出远门了，这时候他母亲追上来，对他说，你觉得你就穿这身衣服，能走多远吗？
能走多远？——这就是当下乡土散文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新辽西派”散文的作者，无论是世居辽西的还是曾在辽西生活过的，现在基本都住在城市，其乡村生活记忆主要来自是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作为写作的资源，显然是有限的。我们看到有些乡土散文的作者，其后来看似较为成熟的作品反而不如早期的写作，没有了乡村生活原生态的光彩与神韵。这就就需要有所补充，而最重要的补充，我认为就来自读书，从读书中获得的灵感和启示，往往会照亮和激活你对故乡的追忆和想象，对曾经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和理解。而读书的资源是不会枯竭的，它会让你走的更高更远。生活中有地气，读书中有远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确实，远风这个概念更好。与其说“新辽西派”散文作者的某些作品缺少文气，倒不如说缺少远风的吹拂，“平畴多远风，良苗亦怀新”，没有远风，良苗是长不大的。不仅乡土，不仅散文，所有优秀作品的写作与完成，我认为都需要有一个“深接地气，广纳远风”的过程，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视野，或者用木心先生的说法，坚持“从远处回，从高处下，从深处出”，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写作者个体的超越和群体的突破。
6.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不断深入推进，对乡土散文乃至乡土文学创作都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本专辑的作品中，您看到了我们散文作者相应的变化了吗？您觉得面临新时代新的乡土格局，散文作者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7.从年龄上看，本专辑中的作者，都是60、70年代生人，在编辑专辑过程中，我看到80、90后乡土散文写作者数量很少，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后备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作者难以为继，辽西散文或者说乡土散文存在消亡的可能性吗？
前几年中国作协在张家口举办了一次批评家论坛，我去参加过， 论坛的主题是“城与乡：想像中国的方式”，觉得很恰当。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催生了许许多多的中国故事，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想象。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城与乡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给文学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以来，写农村和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最倾心的题材领域，成绩和影响也最大。正如陈晓明所说：“我们文学的最高峰是乡土文学，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为此构成了基础”。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真的会走向衰败吗？我认为不会，相反还会有新的生机和气象。比如乡村振兴，显然绝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和当下的民生，而是非常长远的国家战略。从世界角度看，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发展是以乡村的消亡为代价的。美国有乡村吗？没有，美国有小镇，有农场，却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传统乡村。瑞典也是这样，英国、法国、德国也是这样。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我们中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特色在哪里？保护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就是非常自觉、非常鲜明的特色之一。
近年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在对立中有融合，在创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回归。面对乡村故土，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围乡”现象，那就是在乡村的想出来，出来的想回去。表现在文学上，我有一个观察，离开乡村的主题一般由小说承担，如写农民工；而回返乡村的主题一般由散文，特别是乡土散文来承担。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对乡村的态度是写实的，既有批判也有伤痛，而散文对乡村的态度是浪漫的，既有眷恋也有忧伤。“新辽西派”散文也是这样，已有很多人在写乡土田园，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中央关于小城镇建设的精神有一项，那就要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我认为，这也正是乡土散文的基调，从出发点来说，乡土散文的写作，就是“记得住乡愁”的写作。
面对新时代乡村的变化，作者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是必须的。不管是写哪个年代的乡村，现实的新发展新变化，总会赋予你新的视角和思路，正如我为辽西一位作者的散文集所作序言中说过的，乡愁不是一成不变的，“乡愁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所以，写乡愁并不仅仅是抒发一点怀念和感动，同样是写乡愁，现实的发展可能需要我们有更高的自觉。如果说我们乡村曾经是“附魅”的，后来是“祛魅”的，现在正经历一个“返魅”的过程的话，那么乡土散文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于，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与形式，你的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是“为人心施魅、让世界返魅”的写作。
当然，倡导“返魅”和“记得住乡愁”的写作，并不意味着把乡土散文等同于农事诗和田园诗，不管是写以往的乡村还是现实的乡村，“风情画”式的描绘是必要和自然的，有时也需要反思和揭示。爱与疼痛是并存的。实际上近年写乡村的散文，也不乏沉重、痛切的作品，只是在“新辽西派”散文中很少见，仿佛我们的乡愁是如此的巨大，足以淹没进行反思和揭示的动机。我认为这也同样是个问题。写乡村坚持以“美”为基调，以“善”为主旋，这固然值得鼓励，但某种程度上对于“真”的忽略，也会导致写作的模式化、浅表化，使作品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度。
总之，我为乡村振兴的前景感到欣喜，有了乡村振兴的大格局，乡土文学乃至乡土散文的繁荣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乡土散文写作可能后继乏人，这种写作样式将来会不会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很难预言和评述。其实据我所知，诗歌也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有学者曾经指出，在所谓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小说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是它认识生活的功能，诗歌可以存在的理由是它的陌生化效果，那么乡土散文，我认为它必然会继续存在的理由就是，乡村不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培育民族优良品质的沃土，还是我们的情感的归宿和精神的原乡。而文学本身是神圣的，不管将来是何种面貌和景观，它都会作为对人性的记录而生生不息。
8.如果放在全国散文创作的框架内考量，“新辽西派”散文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流派，您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9.关于“新辽西派”散文或者说乡土散文，您还有哪些想说的话？
除了期待辽西作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乡土题材散文，涌现出足以影响全国的散文大家和一大批优秀作品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回顾近年来的文坛现状，一些作家群体的命名，往往并不是考虑他们是否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精神，而是更多地考虑宣传和包装，他们是包装出来的流派，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流派。相比之下，“新辽西派”则很像一个传统的文学流派的命名，可以联想到文学史上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但命名既然是传统的，同时也就显得比较朴实，那么为了向外推出，扩大影响，我觉得最好还是扩展一下涵盖面。一是所关注的作者应该更广泛一些，不仅生活在辽西的，也不仅是纯粹写田园的，凡与辽西地域有关的作者及其乡土题材散文，都应该在“新辽西派”散文的视野之内。二是要特别关注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作者，他们可能写的很少，只是偶尔有作品发表，但也要给予及时的扶持和鼓励。第三点最重要，那就是在研究和推介上，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比如关于地域文化特质的研究。乡土散文是有广泛基础的，不仅辽西有人写，辽东、辽北，整个东北三省，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写，那么何以出现了“新辽西派”，而不是辽东派、辽北派或其他以地域命名的散文流派呢？这是值得探讨的。辽西出了个谢子安，他的《雨走青纱》确实可圈可点。子安是我的朋友，我赞成“新辽西派”散文以他的作品为起点，但起点并不等于原因，放在更大的视野上，仅仅以一个起点来言说这个散文流派显然是不够的。新世纪前后，辽西的乡土散文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作者之众多、地气之饱满、风格之鲜明，不仅在辽宁和东北，在全国也较为鲜见，这除了谢子安、齐明达等人的表率作用之外，还应该有更长时段的历史追溯和文脉考察。我由此想到了尹湛纳希。
辽宁文学馆有一张特别绘制的全省文学地图，其中辽西朝阳的标志就是尹湛纳希和“新辽西派”散文，我认为，这两个文学地标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尹湛纳希是清代的辽西作家，被誉为“蒙古族的曹雪芹”，生于朝阳，逝于锦州。虽然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而且是用蒙文写作的，但他的生活背景和情感历程始终并没有离开辽西这片融汇了漠南文化、中原文化、东北文化的朴素而神奇的土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最早读到了《红楼梦》，并自觉承担起文化使命，搭起了边地风格的《一层楼》，乡野况味的《泣红亭》，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丰碑和杰作。有学者说，尹湛纳希这样的文学巨匠，产生在19世纪的辽西不是偶然的，而没有以尹湛纳希为代表的辽西文学，包括蒙古族文学在内的中国19世纪文学，就会显得比较苍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学史事实，凝结着山川灵气、地域禀赋、文脉传统，其精神因子在当代辽西作家身上，具体到“新辽西派”散文群体，当然也必然会有所传承和发扬。
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作茧自缚，斤斤于小说和散文之类的文体差异，从大的角度看，小说也属于广义的散文，关键在于那样一种地域禀赋和文脉传统。从尹湛纳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萧军，再到八十年代先锋派的马原，都体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立足本域、勇于借鉴、提升边缘，融入主流。所以在我看来，“新辽西派”散文的重点不在于散文，而在于辽西，这个命名更像一个隐喻，标志着辽西独特的地域精神与文学精神。
(此访谈原载《鸭绿江》2021年第10期，这里所发为原稿)
答问者：高海涛，一级作家。曾任大学英语教师、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翻译、散文写作。散文《青铜雨》《故乡海岸桃花》《美是上帝的手书》《贝加尔湖与烟斗》《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精神家园的炊烟》《姐姐在俄罗斯名画中》等篇曾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及多种年度选本转载。中国作协会员、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会顾问。
1.高老师您好！您是较早关注“新辽西派”散文这个创作群体的评论家，您也是辽西人，而且还是散文大家，读了本专辑里的作品，与您以往关注到的辽西散文作品相比，您整体印象如何？现在的辽西散文是否有所突破？
2.您认为“新辽西派”散文在辽宁散文创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鸭绿江》推出这个散文专辑很好，非常及时。因为作者基本上都熟悉，而且我本身也是辽西人，所以看这些作品就比较亲切，也可以说非常亲切，就像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那样的感觉。除了亲切，还有感动，我看到了这些中青年作家的成长和成熟，至少和我以前看过的一些作品相比，他们的叙事都显得更从容，抒情也都更节制，从结构和文字上能看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信。而最可感动的还是这些作者对故乡和土地的深情，正如我在评论崔士学散文时所说过的，在辽西作家的笔下，辽西乡村就像是叶芝《当你老了》那首名诗中的白发恋人，虽然青春已逝，也会因这些文字的记录而重新梦见自己的往昔：“目光曾有的轻柔，眼波曾有的深邃”。所谓“新辽西派”散文家，他们就像一往情深的叶芝，即使当故乡老了，村子老了，也依然爱着故乡的灵魂。
散文是辽宁乃至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很多优秀的散文家，写历史文化的，写自然生态的，写都市人生的，写乡土田园的，以及写地域文史和名物情趣的，在新世纪前后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唯有乡土散文出现了“新辽西派”，这是现象级的，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作为一个辽西人和有时也写点散文的人，我很为故乡有一个散文流派而骄傲，他们就像一群乡村的歌者，在辽西大地上行走并吟唱。最近看了一本关于美国乡村音乐的书，讲述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共101首歌，101个故事。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说说辽西乡土散文，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其实也都有一首歌曲，只是没有唱出来，或仅仅在作者自己的心中唱着。
这就是我对“新辽西派”散文的基本印象，它酝酿着突破，并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虽然能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至少我们对它的理解，应该有一个文学史的角度。
3.语言是散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您认为就“新辽西派”散文来说，语言应该具备那些特色，严格来说，是不是要定位在辽西语言上？
不应该这样局限。把写辽西的散文定位在辽西语言上，正如把写乡土的散文定位在乡土语言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语言的地方特色就像地方口音，主要是某种自然的流露，凝聚着生命本色的乡愁，而不应该成为什么特殊的艺术追求。我一直认为，所谓乡土散文，是指题材上的乡土，故事中的乡土，经历中的乡土，记忆中的乡土，而不应该是语言风格、艺术品质上的乡土。语言风格、艺术品质上的乡土气息可以有一些，但不要太多太重。其实经典的乡土小说也是这样，“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语言上确实有地方特色，但方言的运用是经过艺术整合和审美提升的，整体上是服从于人物性格和故事基调的。这里需要区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辽西人物的语言必然会有辽西的特点，不可能说北京话、上海话、沈阳话，更不可能说英语，但叙述者的语言就另当别论了，那主要应该是一种超越方言土语之上的更能显示汉语人文精神和世界审美视野的语言。
沈从文先生写湘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边城》等小说和《湘行散记》等散文，并不注重湘西方言的运用，相反，他不仅借鉴了屠格涅夫的抒情格调，也借鉴了希腊史诗的叙事笔法，为此甚至受到了当时某些批评家的指责，但恰恰是这样的语言追求，才让他写出了湘西的风情与神韵。
4.“新辽西派”散文写到现在，受地域和眼界等限制，大家在题材、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难免雷同，请问怎样才能避免这种雷同，让“新辽西派”散文走得更高更远？
5.您认为如今的乡土散文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写作者应该如何应对？
我曾经对“新辽西派”散文有个整体观感，认为其中大量的作品，与其说是叙事的，不如说是抒情的，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浪漫的，与其说是乡土的感动，不如说是时代的激发。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乡土散文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回报，也像是精神的再生仪式。那么有这些就足够了吗？我觉得还不够，很多人在写，作品艺术质量的也在不断提升，甚至有很大提升，但就一个创作群体看，还不能说真正达到了突破，有的在结构上稍显疏阔，有的在细节上过于泥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乡土散文叙事姿态，因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毫无疑问，对故土的挚爱、对乡园的思念、对纯真的感怀，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乡土散文应有的主题，对于“新辽西派”散文的作者来说，可能最需要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如何既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克服模式化、套路化，不断写出独具个性、格调、风韵和气象的优秀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突破和超越。
首先应该有写作的信念。“传世之作要有传世之心”，伟大的写作者需要有信仰，优秀的写作者需要有信念，这是文学的道之所在，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我翻译过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散文，她的小说很有影响，散文也独树一帜，她曾经对自己同时代的散文家，即当时的英国散文有过尖锐的批评，说他们“缺乏强烈的信念”，不管什么题目都拿来写，因而造成了散文的轻浮和随意。我认为伍尔芙的话，也适用于概括我们中国现在的散文写作状态，包括乡土散文。没有强烈信念，没有审美理想，纸上也写，网上也写，胸无大志，以为乡土散文就是记录点往事，感悟点人生，如此而已。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呢？所以必然流于平庸和浅泛。说实话，就写作信念而言，我觉得很多写散文的人远不如写小说和写诗歌的，虽然小说和诗歌也有大量平庸之作。
其次，还需要开阔眼界。这与读书有关，乡土散文之所以存在某种模式化倾向，还在于作者眼界的局限，读书不多，参照不足，所以作品也往往缺少蕴含，质胜于文。有人说“新辽西派”散文地气有余，文气不足，确实，有许多喜爱乡土散文的作者，把他们写的东西发给我看，说实话，我很想给以鼓励，但除了赞扬接地气之外，就觉得没什么话可说了。脱不开个人的有限经历和生活，甚至流于平庸的忆旧和矫情的感怀，而内在的乡土精神和人生底蕴，并没有被激发弘扬出来。这样写下去，我觉得是不行的。我经常想起一本外国小说，作者写他小时候，要出远门了，这时候他母亲追上来，对他说，你觉得你就穿这身衣服，能走多远吗？
能走多远？——这就是当下乡土散文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新辽西派”散文的作者，无论是世居辽西的还是曾在辽西生活过的，现在基本都住在城市，其乡村生活记忆主要来自是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作为写作的资源，显然是有限的。我们看到有些乡土散文的作者，其后来看似较为成熟的作品反而不如早期的写作，没有了乡村生活原生态的光彩与神韵。这就就需要有所补充，而最重要的补充，我认为就来自读书，从读书中获得的灵感和启示，往往会照亮和激活你对故乡的追忆和想象，对曾经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和理解。而读书的资源是不会枯竭的，它会让你走的更高更远。生活中有地气，读书中有远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确实，远风这个概念更好。与其说“新辽西派”散文作者的某些作品缺少文气，倒不如说缺少远风的吹拂，“平畴多远风，良苗亦怀新”，没有远风，良苗是长不大的。不仅乡土，不仅散文，所有优秀作品的写作与完成，我认为都需要有一个“深接地气，广纳远风”的过程，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视野，或者用木心先生的说法，坚持“从远处回，从高处下，从深处出”，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写作者个体的超越和群体的突破。
6.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不断深入推进，对乡土散文乃至乡土文学创作都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本专辑的作品中，您看到了我们散文作者相应的变化了吗？您觉得面临新时代新的乡土格局，散文作者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
7.从年龄上看，本专辑中的作者，都是60、70年代生人，在编辑专辑过程中，我看到80、90后乡土散文写作者数量很少，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后备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作者难以为继，辽西散文或者说乡土散文存在消亡的可能性吗？
前几年中国作协在张家口举办了一次批评家论坛，我去参加过， 论坛的主题是“城与乡：想像中国的方式”，觉得很恰当。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催生了许许多多的中国故事，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想象。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城与乡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给文学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以来，写农村和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最倾心的题材领域，成绩和影响也最大。正如陈晓明所说：“我们文学的最高峰是乡土文学，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为此构成了基础”。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真的会走向衰败吗？我认为不会，相反还会有新的生机和气象。比如乡村振兴，显然绝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和当下的民生，而是非常长远的国家战略。从世界角度看，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发展是以乡村的消亡为代价的。美国有乡村吗？没有，美国有小镇，有农场，却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传统乡村。瑞典也是这样，英国、法国、德国也是这样。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我们中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特色在哪里？保护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就是非常自觉、非常鲜明的特色之一。
近年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在对立中有融合，在创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回归。面对乡村故土，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围乡”现象，那就是在乡村的想出来，出来的想回去。表现在文学上，我有一个观察，离开乡村的主题一般由小说承担，如写农民工；而回返乡村的主题一般由散文，特别是乡土散文来承担。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对乡村的态度是写实的，既有批判也有伤痛，而散文对乡村的态度是浪漫的，既有眷恋也有忧伤。“新辽西派”散文也是这样，已有很多人在写乡土田园，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中央关于小城镇建设的精神有一项，那就要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我认为，这也正是乡土散文的基调，从出发点来说，乡土散文的写作，就是“记得住乡愁”的写作。
面对新时代乡村的变化，作者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是必须的。不管是写哪个年代的乡村，现实的新发展新变化，总会赋予你新的视角和思路，正如我为辽西一位作者的散文集所作序言中说过的，乡愁不是一成不变的，“乡愁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所以，写乡愁并不仅仅是抒发一点怀念和感动，同样是写乡愁，现实的发展可能需要我们有更高的自觉。如果说我们乡村曾经是“附魅”的，后来是“祛魅”的，现在正经历一个“返魅”的过程的话，那么乡土散文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于，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与形式，你的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是“为人心施魅、让世界返魅”的写作。
当然，倡导“返魅”和“记得住乡愁”的写作，并不意味着把乡土散文等同于农事诗和田园诗，不管是写以往的乡村还是现实的乡村，“风情画”式的描绘是必要和自然的，有时也需要反思和揭示。爱与疼痛是并存的。实际上近年写乡村的散文，也不乏沉重、痛切的作品，只是在“新辽西派”散文中很少见，仿佛我们的乡愁是如此的巨大，足以淹没进行反思和揭示的动机。我认为这也同样是个问题。写乡村坚持以“美”为基调，以“善”为主旋，这固然值得鼓励，但某种程度上对于“真”的忽略，也会导致写作的模式化、浅表化，使作品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度。
总之，我为乡村振兴的前景感到欣喜，有了乡村振兴的大格局，乡土文学乃至乡土散文的繁荣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乡土散文写作可能后继乏人，这种写作样式将来会不会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很难预言和评述。其实据我所知，诗歌也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有学者曾经指出，在所谓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小说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是它认识生活的功能，诗歌可以存在的理由是它的陌生化效果，那么乡土散文，我认为它必然会继续存在的理由就是，乡村不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培育民族优良品质的沃土，还是我们的情感的归宿和精神的原乡。而文学本身是神圣的，不管将来是何种面貌和景观，它都会作为对人性的记录而生生不息。
8.如果放在全国散文创作的框架内考量，“新辽西派”散文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流派，您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9.关于“新辽西派”散文或者说乡土散文，您还有哪些想说的话？
除了期待辽西作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乡土题材散文，涌现出足以影响全国的散文大家和一大批优秀作品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回顾近年来的文坛现状，一些作家群体的命名，往往并不是考虑他们是否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精神，而是更多地考虑宣传和包装，他们是包装出来的流派，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流派。相比之下，“新辽西派”则很像一个传统的文学流派的命名，可以联想到文学史上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但命名既然是传统的，同时也就显得比较朴实，那么为了向外推出，扩大影响，我觉得最好还是扩展一下涵盖面。一是所关注的作者应该更广泛一些，不仅生活在辽西的，也不仅是纯粹写田园的，凡与辽西地域有关的作者及其乡土题材散文，都应该在“新辽西派”散文的视野之内。二是要特别关注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作者，他们可能写的很少，只是偶尔有作品发表，但也要给予及时的扶持和鼓励。第三点最重要，那就是在研究和推介上，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比如关于地域文化特质的研究。乡土散文是有广泛基础的，不仅辽西有人写，辽东、辽北，整个东北三省，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写，那么何以出现了“新辽西派”，而不是辽东派、辽北派或其他以地域命名的散文流派呢？这是值得探讨的。辽西出了个谢子安，他的《雨走青纱》确实可圈可点。子安是我的朋友，我赞成“新辽西派”散文以他的作品为起点，但起点并不等于原因，放在更大的视野上，仅仅以一个起点来言说这个散文流派显然是不够的。新世纪前后，辽西的乡土散文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作者之众多、地气之饱满、风格之鲜明，不仅在辽宁和东北，在全国也较为鲜见，这除了谢子安、齐明达等人的表率作用之外，还应该有更长时段的历史追溯和文脉考察。我由此想到了尹湛纳希。
辽宁文学馆有一张特别绘制的全省文学地图，其中辽西朝阳的标志就是尹湛纳希和“新辽西派”散文，我认为，这两个文学地标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尹湛纳希是清代的辽西作家，被誉为“蒙古族的曹雪芹”，生于朝阳，逝于锦州。虽然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而且是用蒙文写作的，但他的生活背景和情感历程始终并没有离开辽西这片融汇了漠南文化、中原文化、东北文化的朴素而神奇的土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最早读到了《红楼梦》，并自觉承担起文化使命，搭起了边地风格的《一层楼》，乡野况味的《泣红亭》，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丰碑和杰作。有学者说，尹湛纳希这样的文学巨匠，产生在19世纪的辽西不是偶然的，而没有以尹湛纳希为代表的辽西文学，包括蒙古族文学在内的中国19世纪文学，就会显得比较苍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学史事实，凝结着山川灵气、地域禀赋、文脉传统，其精神因子在当代辽西作家身上，具体到“新辽西派”散文群体，当然也必然会有所传承和发扬。
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作茧自缚，斤斤于小说和散文之类的文体差异，从大的角度看，小说也属于广义的散文，关键在于那样一种地域禀赋和文脉传统。从尹湛纳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萧军，再到八十年代先锋派的马原，都体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立足本域、勇于借鉴、提升边缘，融入主流。所以在我看来，“新辽西派”散文的重点不在于散文，而在于辽西，这个命名更像一个隐喻，标志着辽西独特的地域精神与文学精神。
(此访谈原载《鸭绿江》2021年第10期，这里所发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