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辽西乡下，判断一户人家的富裕程度，有一项重要标准，就是炕上被垛有多高。
        漫长的岁月里，一代代辽西乡下女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梦：一间亮堂堂的屋子，炕上铺着崭新的苇编炕席，上面一个针线笸箩，里面盛放各色针线。最主要的，是靠墙要垛着高高的花红柳绿的被垛。
        那时辽西乡下没有床，人们不习惯说一床被子，而说一条被子。其实也不叫被子，叫“被卧”，挺有古意的。
        被垛总是靠墙垛着。冬天靠炕梢的墙，把热炕头让出来供家人坐卧。夏天靠炕头的墙，把散热的炕头压住。讲究的人家，会有一架炕琴。炕琴不是琴，是一种专门放在炕上的家具，长方体，三尺长、二尺多高、二尺宽。正面有对开的门，里面放着针线笸箩锥子剪子之类平日随手用的东西，或者放枕头。上边的平面上垛被垛。没有炕琴，被垛便直接垛在炕上。
        家里有待嫁的姑娘，媒人上门提亲，父母要随媒人去男方家“相人家儿”。除了一眼就能看到的房子，院子里要是有个大柴禾垛，便知道这家人勤快。进了屋门，先看一眼炕上的被垛。被垛高，被面花色多，质地新，就会觉得这家家底儿殷实，亲事也十有八九能够成就。但是眼见不一定为实，也有贫穷的人家，为了能给儿子娶上媳妇，从别人家借几床被子垛在自家的被垛上，等相人家儿的人走了，再还回去。
       我奶奶1915年出生，16岁嫁给我爷爷。爷爷兄弟姐妹七人，家里很穷。寒冷的夜里，他的兄弟冻得不能入睡，把一切可以覆盖的东西都找来，甚至柳条编的笸箩也拿来扣在身上。爷爷年轻时出去“赶驮子”，把驮着粮食等农产品的毛驴赶到邻县，两头不见日头，每天步行一百多里。那时他心里最惦记的，除了一家人的衣食，就是挣钱给家里添个大件儿——我奶奶日思夜想的一床“煮大黑”被子。
        我妈妈1935年出生，她小时候能想到的最好的日子，就是炕上叠着五颜六色的大花被垛。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欣欣向荣，使人们对未来怀有美丽的憧憬。妈妈起早贪黑给合作社纺线，挣来几斤棉花，自己再纺线织成布。她不要蜡染的黑底白花的麻花布，更不喜欢煮大黑，她把家织布卖钱，钱一点点攒起来，去供销社买上一块花布被面，叠好放在柜子里。
       我堂姑1950年结婚。土改的时候，她婆家分到一条半旧的缎面被子，一直没舍得盖，儿子娶媳妇才拿出来。可家里穷得连一领新炕席都买不起，缎子被面在高粱蔑编的破旧炕席上，没坚持到一个月，便连刮带划地露出了棉花。
       我有持续记忆时，是1970年代了，物质生活水平虽不富裕，比起奶奶妈妈的童年时代，还是高出一大截。全国人口由解放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1950至1970年代高出生率高成活率，人口爆发，一家有十来口人，光孩子就六七个，被子顶多四五条。一条大被下睡两三个孩子，上面睡两个，脚底下还有一个打横的。这种情况下，家里若是来了客人，不是找邻居借被子，就是直接打发孩子们出去“找宿儿”。我家因为人口少，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是邻居借被子和女孩子找宿儿的首选。我出去走亲戚尽量不留宿，怕亲戚家被子不够。
        大人们早起，有的是活计，垛被垛（前垛为动词）便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必修课。先把长长的枕头垫底，并列顺着墙根儿放好，长方形的被子，被面朝外，长边儿对折，形成一个新的双层的长方形，再把双层长边两头各折起四分之一，然后再对折，便形成了外表看起来两叠、内里有八层的长方体。叠好放在枕头上，下一条被子照样叠好后，垛在它上面。这样一条条累加起来，便形成了被垛。被面花色不同，垛在一起很绚丽。
        为什么叫“被垛”而不叫“被褥垛”呢？因为被子尚且不足，哪有做褥子的份儿，记得小时候听到过一句歇后语：“庄稼佬不认得褥子——小被卧”。
        好像哪家都有一条黑色被面的被子，它一定是这家最早的被子。自己纺线用土法织成家织布，保持着棉花的本色，不耐脏。供销社卖一种很便宜的染料，成人拇指肚儿大小的黑色扁圆片。把它加大半锅水烧开，家织布放水里煮一会儿，白布变成黑布，做成被子结实暖和耐脏，这便是“煮大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生活渐渐好转，可以去供销社买十几尺大白布，在染坊花几角钱染成麻花布。黑色或深蓝色的地儿，印着白色的花、鸟、鱼、葫芦、盘长等图案。时间长了，被里被面补丁摞补丁，甚至不敢拆洗，一旦拆洗，可能便破碎得再也缝不上。很多时候，是被里破得不行了换被里，被面不行了换被面。
        计划经济时代，买啥都凭票，棉织品是紧缺物资，一条两幅的被子，里和面加在一起要28尺布，棉花4斤左右。大花被面布0.56元一尺，白布被里0.29元一尺。就是说，棉花不算，线不算，布票不算，添一条新被子至少要用12元钱。钱从哪里来？卖鸡蛋，0.7元1市斤，约10枚鸡蛋；卖生猪，0.5元一斤，一头猪顶多也就120斤。再就是采酸枣、摘杏核、刨药材的零星收入。所以，要添一条被子，绝对是一笔重大费用，得提前一两年便列入家庭开支预算。
        因被子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不少，只说一件：我们村有两兄弟分家，分家单上写明，茅草房三间，每人一间半；大儿子赡养父亲，小儿子赡养母亲，生养死葬，继承遗物。后来父亲先去世了，他的枕头按风俗烧掉了，衣服穿着下葬了，一条半旧被子是唯一的遗物。这时母亲说，被卧她先留下，等她去世了，大儿媳妇再来拿。大儿媳妇不同意，说等你有那一天，东西都是你小儿子的，我凭什么要人家的东西？婆媳各不相让，后来听说叔嫂两个还动了手。
       大约只有娶儿媳妇或嫁女儿，才可能做里面三新的被子。做被子的人不但针线活手艺好，还要三角俱全，即小时候有父母，当时丈夫健在，儿女双全的女人才有资格，可见人们对一条被子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我老家娶媳妇的彩礼一般是三百元钱，两百尺布。为什么不把布核算成钱呢？因为布票。每人每年21.5尺布票，一身衣服要用14尺，攒两百尺布票可不容易。
       新婚用线毯苫被垛，是新媳妇娘家富裕的象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越来越好，线毯才普及。巧手的姑娘们，还会用各色呢绒线剟苫被垛的布单，图案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结婚时苫在被垛上，争奇斗艳，为新房添光彩，引得观看者啧啧赞叹。
       我奶奶到了老年、我妈妈也人到中年时，她们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家里的被垛几乎要顶到天花板。如今奶奶去世多年，妈妈已是耄耋之年，家里的棉花被、蚕丝被、羽绒被，她自己都说不清有多少条，远远超出她当年的想象。前些年往楼上搬家的时候，实在拿不了那么多，便挑出几条崭新的被子，要我给老家的亲戚和邻居们寄回去。我说，您回老家的时候也不是没看见，谁家缺铺盖呀，寄回去也没地方搁，反倒让人家为难。妈妈一想也是，但实在舍不得扔掉。后来我和早市上一位卖菜的大姐商量，送两条半旧被子，在冬天苫菜防冻。
        这次回老家，拜访小时候经常去我家找宿儿的堂姐。说起过去的事，她上小学的孙女根本听不懂。堂姐好一会儿才对她解释清楚，孙女疑惑地眨着眼睛，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奶奶，你真的到别人家里，和别人盖一条被子吗？那你也能睡着？
        堂姐家宽敞的两层小楼，几间屋里都不见被子。小孙女拉开一排立橱门，让我看她奶奶的花被垛。最上面的被子很显眼，被面印着一团团红色的花朵，我问，这是啥花啊，这么好看？堂姐指着院子说，不就是那开着的步步登高吗？我也笑着说，姐你是说被子上的花呢，还是说你家的日子呀？
                               原载《天津文学》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