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鲁迅托人访求的清代小说《何典》是本很别致的书，其前序引《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最初的小说之所以称小说，就在于此说不是正统文章、官方言论，而是陈芝麻烂谷子，是邑乡传奇、民间故事。而今的小说已经成为文学殿堂的宠儿，成为许多艺术形式的母本，因此小说家也格外受人尊重。
我一直以为，海涛是龙城最优秀的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纯粹到了极致，美到了极致。他的代表性作品，比如《老西沟旧事》《背河》《乡事二题》等，不输给时下全国大刊物上发表的任何一篇作品。在海涛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大而化之的生命意义和普世价值，是静如流水的叙事能力和新鲜如初的微妙细节，是返璞归真的文学姿态和憾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海涛的小说如百年陈酿，清馨醇厚，历久弥香；如经典音乐，抒发的完全是心灵的坦荡与命运的起伏，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辉。海涛的小说是艺术的，是绝对经得起时间之水淘洗，经得住历史之眸检验的。2009年，他的小说集《奔腾的河流》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年朝阳市十大文学名作，也验证了这一点。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在很多事情上往往是顺情说好话，但在文学上我是例外的，对于作品的看法我是真话连篇，从无诳言的。坦率地说，我在小说“这样一块湿软的园地（佛斯特语）”上耕作了二十年，但在小说叙事的从容把握、故事情节的编织上我是不如海涛的。
海涛为人温厚而智慧，口有遮拦，从他的言谈中，你听不到文人是非，也闻不到对别人作品的肆意褒贬，我们听到看到的都是他笔下的漂亮活——微型小说集《没有意思的故事》、短篇小说集《奔腾的河流》、中篇小说集《辽西匪事》、长篇小说《邓莱峰》（与人合作）。他在圈内的良好口碑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海涛说话音发至胸腔，有金属调，可见其心胸宽阔如海；眼大如牛，洞察世事真切而透彻；头若斗，额似瓢，发疏而常梳如流，全是智慧之形势，贵人之状况。细察，眉宇间还藏有一丝“匪气”，只是这气不与恶人交锋时通常是以一团和气显现着。海涛的才华头上显示一半，小说中显示一半。
海涛说：“不必刻意地去积累什么生活，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生命体验，只要能合理开发自己现有的资源就足够了，关键看你由此而引发的想象的能力。”又说：“小说的创作要有好的创作题材，这与个人的经历有关，同时比个人经历更重要的是学会编故事。”英国小说家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分析了小说的七个层面问题：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节奏，即使是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探讨，佛斯特还是把“故事”放在了第一位。海涛的生活经历与写作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又有得天独厚的道听途说的条件和敏锐的观察力，因而他的作品充满了多彩的生活形态与鲜活的生命气息，读者往往会被他设置的情节所牵引，陷入他编织的故事中而难以自拔。这是他写中短篇小说的惯用伎俩，他的微型小说创作则有另外一番手段。
《郑海涛微型小说200篇》是海涛常规小说创作之外的收获——他的微型小说素材大部分产生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牌桌酒桌，真的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他写这些作品的时间也是在“本报讯”之后的边边角角，中短篇小说创作之余的零打碎敲，用我们常言道，叫搂草打兔子。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坚持、日久年深的积累，成就了今天这部微型小说集。关于海涛的微型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特色之类我想留给评论家去批评，我想说的是我读过这200篇作品的直观感受。下面是我读《郑海涛微短小说200篇》的笔记摘录：
《高帽子》对人性弱点的嘲讽令人捧腹。《糊涂一生》中爱“拔犟眼子”的张三和李四让我们大笑后更让我们深思。《称呼》揭示官场哲学入木三分。《带头作用》也是有关“称呼”问题，可怕的是官场病毒已经渗透到乡村社会和家庭生活。《后遗症》里的医生手术时竟然把手机落在病人的体内，这件事反映的已不仅仅是医德问题，折射的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与精神坍塌。有趣的是，有关手机题材的作品在这部集子中竟然多达5篇。《精神病患者》是手机惹的祸；《老范的手机》中的彩铃耐人寻味:想要当官，先得学会当孙子；《手机》、《今天有约》则叫人啼笑皆非。像电影《手机》一样，海涛把“手机”这个道具用活了，更重要的是手机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特点。《意外车祸》妙不可言，小说主人公把潜规则运用得出神入化，足见反腐败的难度之大。《一部散文集》中的“雷书记”真够雷人的，书店经理拍马屁大愚若智，甚是好玩。《幸福的笑容》是小说中的上品，许久没有读到如此感人的故事了。生活中丑恶太多，倒让我们感受美好的能力变强了，一丝真情，都能让人感动。《墙》写出城市人的隔阂与冷漠，好在结局透出了一份悲凉的温情。《算账》讽刺人心不古，老人的遭遇让人心酸。评论家评论小说能说出千般道理，我们感觉小说的好与不好就简单了——有没有味道。比如读出了这“酸”，在我看来它就是可读的作品。与都德小说同名的《最后一课》不但让人心酸，而且让人心痛，悲哀的是我们的教育制造了新箴言：失败是失败之父。《深刻的认识》确实深刻；《下棋》之诙谐在于揭示了我们“心累”的根本原因：我们时常不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乞丐与少妇》讽刺与幽默，让人会心一笑。……
海涛做人机智，作文也狡猾。
海涛认为，小说的地域性是文学生命的一个源泉，因为作者所营造的环境的特征是吸引读者的基础，也是产生阅读氛围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就像南方人喜欢吃北方的酸梨和北方人喜欢吃南方的香蕉一样。海涛的中短篇小说是典型的辽西文学，辽西的历史、辽西的风情、辽西的文化特质、辽西的性格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浓重地彰显着，形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大艺术特色。即使是微型小说创作，海涛仍然没有忽略地域性这一层面。《郑海涛微型小说200篇》中，凡是写乡土的，场景都设置在辽西一隅：山沟乡旮旯村。
说到此处忽然想起“郑声”一词。“郑声”原是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因与雅乐不同，故受儒家排斥。从地域上说，海涛的小说是“郑声”，而从本质上说，海涛的作品是“雅乐”。
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