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并没有念过太多的书，但悟性很强。读完《三字经》、《百家姓》，越过《论语》，就直奔《孟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跳级。再以后，自学了不少书。在那时的农村，就被人目为“知识份子”了。
土改那年，父亲当民兵队长，负责看守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浮财”。一直到“浮财”处理完后，才获准回家。院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堆书，没人理会。父亲请示怎么办？土改工作团负责人一脸粗气，大手一挥：拿回家烧火去吧。父亲如获至宝般，欢天喜地地背回了家。以后的日子，父亲的业余生活就是研读这些书。到阜新做工时，还精心地挑选装进背包里几本。剩下的，就小心翼翼地藏进压着石盖的缸里，防止水淹鼠啮。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这批书首当其冲成为“四旧”。一向视外如虎在家称王的祖父，把书装了两大麻袋用独轮车推到烟地，面无表情地付之一炬。
因为烟地远离村庄，父亲赶到时，精薄的纸张在红色火堆中冉冉升起轻烟。面对粗拙而强势的祖父的“消灾”之举，父亲欲哭无泪。大片的烟地上只有灰黑渐白的烧屑蝴蝶似地上下翻飞，最后无奈地落在青绿的烟叶片上。望着盛夏午后二点多钟烈日的暴晒与熊熊升腾的焚烟，父亲心如刀绞，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替书蒙受罪名而委屈，为祖父的无知毁宝行径而愤怒。他加快脚步奔过去，路上不知碰折了多少正在“上烟”的翠叶。事后母亲在样看父亲的鞋底时，发现上面沾染了一层厚厚的、散发浓郁辛辣味的绿汁。从地边到燃烧地点这百十米，不知留下多少父亲精心种植的烟叶的残骸。父亲不顾火势在黑灰色的烟堆中伸手抢书，手脚并用，把裹在火堆底下的几本书幸运的抢了出来。粗大的双手和线装书一起留下了难忘的特殊的痕迹。
横扫“四旧”的嚣尘终于慢慢地落下，父亲又把那些翻了出来。母亲特地打白面浆糊，帮父亲一起粘。经过火烤的书劫后余生，脆得很，稍不小心就会断裂成片。母亲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女人的耐性与细心，一点一点地对，粘。不知用了多个夜晚，终于一本一本地粘好了。粘好的书模样大变，原来薄得可怜的线装本，成为又厚又大的本子。被烧得少角缺页的地方，父亲又凭记忆，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补齐。
看着失掉原来面目而又加厚加固的整齐的新书，父亲和母亲对视着笑了。这笑中，有苦，有辛，有无奈，有兴奋，有新奇，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父亲擎着灯挨个看了一遍睡在炕上的我们，提笔又在封面上写下“诗书继世长”几个字。事后，听母亲说，粘合这些书，用去了半斤多白面和7张白纸。这年过年，我们只吃了一顿饺子。除夕夜，难得的清闲，父亲又找出那些书来读，我看着父亲誊写的书的封面格外醒目。
这时，我们学校放了几乎一年的假。老师们忙着揪“国民党”，打人、吊人和整人，没人给我们上课，常常是九点逛到学校都找不到老师，就自动放假，以后索性不去了。没有书读，没有事干东游西荡的日子里，父亲就用这些书耐心地教我们，过着艰难晦涩而甜多于苦的耕读生活。
那些书确实是难读难懂，木刻版上雕着小手指肚大小的字号，旁边居然标有朱笔红圈，大号字的间隙里竟赫然充填着均匀的小号字，让人眼疼不已头疼有加。父亲常常是织一会席子再教我们一段文章，讲解一会，我们则编一阵子席子听上一阵讲解。为了逃避织席之累，我们哥几个只求父亲多讲解一些。慢慢地，我们竟喜欢上了这些从火中救出独具面目的线装版的书。对那些看起来字数很少翻译起来却有一大堆的古文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觉得晦涩，而是愉悦不已。
逐渐地，我竟成为了农民中的“知识份子”，遇有大事小情，也权充写手。一次，登记名录。有人姓衣，我斗胆发问，贵姓哪个伊。意思姓氏中有一，依，衣，伊等诸多同姓。此人是个造反派头头，勃然大怒：老子天下第一。我无耐之中只好写了“一”字。不料后面有头头的一个族叔，亦勃然大怒，骂道：你当谁的老子？你不穿衣，别人就不穿衣了？我依了“秋仲伊宫”写了“伊”，又承那位族叔指点，才于浑懵之中写上了“衣”字。
不过，有点文化，多读几本书，还是怡悦时居多，且不说别人的夸赞之词和由衷佩服之心，也不说写点东西得心应手，只要提几件事，就觉得受益匪浅了，且到终老。
参加高考时，中断了十年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件神圣的大事为何物。发语文卷子时，有两段古文翻译，我不加思索，就把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游者寡。而世间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译完了，又译《史记、高祖本纪》中“上击布时，为流失所中”一段文字。虽然两段文字不重复记分，可我也愿意写。不是欣喜，也不是炫耀，当别人都忧心忡忡地议论两段古文并做出谬解的时候，我淡定地回家了。晚上，像喝玉米面粥一样，淡淡地叙述说考试经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的古文强于现代文的功底，多次帮了我的忙。1984年，参加自学考试，《古代汉语》我仅用30分钟就交卷，离开考场。赶上车回到学校，处理繁复而恼人的教学事务去了。当同事惊讶于我回来速度之快时，我讲了事情原委。一个月后，我果然接到了通知，分数是87分。
最得益的，莫过于《孟子》。这是几本从灰堆里抢出来的最完整的书之一。那么薄薄的一册，父亲又用毛笔在封面写下“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句子。在熊熊火焰中，堆在最下层挨着泥土被地气润泽而免于被焚烧命运。孟老先生，对于这位儒家之集大成者，我从茫然不知到入心入脑，我觉得简直浑身细胞都充满了孟子思想。后来，我惊喜地发现，这位老夫子的哲理表述，竟然是一篇篇闪烁着智慧光芒优美至极的散文。相比其后的只追求词藻的汉魏六朝散文，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我读大学，方悟自己的看法与历代评论家的看法暗合。
由此想像，孟子犹如一位智慧老人，于朝堂客座之上稳坐，面对杀人不眨眼的国君们款款而谈，时而雄辩，时而谆谆，让不可一世的寡人们折服地低下头，以至“顾左右而言他”或借口托词，“吾昏，不能进于是。”由此我想，三国中诸葛亮手持羽毛扇，谈笑若素，指挥若定，而孟老夫子，以一老者之身，劝说国王，则应拿芭蕉大叶大小的羽毛扇。尽管，他劝说过的几个国君都愿意以武力强国，不采纳亚圣的主张，但其思想光芒还是如朗月一般，明照后世。那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独乐乐，众乐乐，孰乐”的观点深入人的心里，烛照的世人的心扉。
一年的秋末冬初，我们爷几个去远处山区运绵槐条子。去时已是彤云酿雪，暖风微微。回来的路上即雨雪交加，风助雪势。父亲说咱们只有把绵槐条子扛过山梁，再把空车推过山脊，进入好走的路才能回家。爷仨马上实施，运完条子，再运手推车时，早已是疲惫不堪，一丁点力气也没有了，的的确确是强弩之末。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便直想睡。父亲说，绝不能睡，睡了人会冻坏。强撑着到场院的糜黍秸里钻进去御寒，父亲便给我们讲《孟子》。虽然很愿意听，但驱不走频频袭来的困意。那时光，即便有喷香的前饺子摆在面前，也懒得伸嘴动一口。这回父亲讲的梁惠王一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绘声绘色，令我们仄耳倾听，讲的人困得不时断语，听得人边打瞌睡边听。不时困去，不时醒来。可能是睡恹中积蓄了精神，也可能是《孟子》注入的力量，空乏惫累的身子渐渐有了些许缓和。随着一声雄鸡嘎然而鸣，听的人讲的人顿时惊醒。钻出“被窝”继续上路，天亮时分终于到家。这次特殊的讲习，都在半睡半醒中，日后却全记住了。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在冷雨凄凄中茅屋里听《孟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近几年，有意无意的又把那些带特殊痕迹的书翻出来，其中自然包括那本《孟子》，置之床头，时时翻看。既有怀旧的意思，又有学而时习之的新想法。重新熏染了两三年，不知不觉之间文章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美名为细腻实则絮絮叨叨的女人似的文风，嬗变为钢性与韧性杂揉的、既有阳刚又富细密的文字。有朋友说你的文风怎么变了呢？好像不是你写的。我疑疑惑惑地把过去写的文字和近期文字相对照，又把这个两个时期的习作放在一起，请人试看。结果人家说，是两个人写的。我自知，文风的转变，自然与年龄大了些有关，而内心深悟是孟老夫子的潜移默化作用。
记得写作《敌后前哨》初始时，文笔刚硬而缺乏畅达，便有意在写作第三稿时，重读了《孟子》，使小说增加了内在气势，倾注、流泻了感情。对此，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予以不低的评价。再回头看自己的这40万字作品，果然是如其所说，艺术水准属中上。
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重读《孟子》，领悟其畅达恣肆文风真谛的缘故。
从火中救出的书，大概有三四本，加之火烧半边及一角的，有十多本。我少儿时起，唯独对孟子情有独钟，并影响至今，言行谨遵，无刻不省。孟子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父亲做了一辈子有文化的农民，诗书继世、耕读传家是他至死不渝的信条。他这辈子受过许多粗汉莽夫的欺侮，但都怡然面对，坦然处之，因为他心中装着儒家的至圣名言。在我的脑海中，不时浮起烟地里焚书的火焰，但更清晰的是那双烧满水泡的手，以及那本完好无损益我终生的《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