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一个作品开研讨会的时候，写序言的人是不应该参加的，因为他不能分享作者所获得的赞誉，却要和作者一样分担某种不安。这是个很尴尬的角色。但是我还是来了，在这个“浅草才能没马蹄”的马年新春，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
魏泽先是质朴的，也是谦逊的。在他这本散文集（《大雁往北飞》）的后记里，他对那么多人表示了感谢，特别是在封二，还印上了朱赤先生的诗，说实话，朱赤先生的这组评价新辽西派散文的诗——《红土坎上红蘑菇》，也让我非常感动。从来都是散文向诗歌致敬，正像美籍俄裔布罗茨基说的：“诗歌是散文的伟大训导者”，但朱赤先生作为一位资深的、著名的、老一辈的诗人，现在却用诗歌向散文致敬，让诗歌成了散文的评价者和描述者。为了表达我的感动，前些天我特意翻译了一首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红土地之恋》，诗中有这样几句：“我怀念红色的泥土，上帝，/我需要在鞋子里感觉着它,/我多想重回乔治亚州，/因为我有红土地的忧伤”。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也都在寻找那种鞋子里有故乡泥土的感觉。让泥土在我们的脚趾间环绕，并吸吮我们的脚趾。但问题是，我们的鞋子里早已没有了泥土，如同我们的精神也越来越不接地气。
而魏泽先的散文则是接地气的散文，我最早读这本书稿的时候，就想起了已故作家谢子安。在乡土散文、田园散文这方面，可以说谢子安是一个楷模，至少在辽西，他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经典化了。他的《雨走青纱》，是对辽西土地的一种命名，《雨落丘陵》也是。魏泽先的《地气》《笑春图》也是对辽西土地的发现，如果说谢子安写雨和土地还有一点空间上的距离，魏泽先写地气则连那点距离都没有了。而且他们的精神气质、语体风格是十分接近的，包括字里行间的那一丝古雅的文气，虽各有特质，却神韵毕肖。
是的，地气和文气，我觉得真正好的散文，就应该有这两气，特别是乡土散文，即使从全国看，可能有的特别接地气，有的特别显文气，但两者之间能兼顾并达到一种精神融汇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总是想起毛泽东喜爱的一句话：“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关于新辽西派散文，有命名者，有商榷者，有总结和阐发者，但我觉得还不够，还停留在外部的、表象的思考。比如，包括新辽西派散文在内的乡土散文，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精神向度、精神语法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新辽西派散文最原始、最内在的冲动？这么多人在写乡土田园，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这是一种单纯的怀旧，一种特殊的乡愁，一种对前现代农耕文化的依恋，还是对现代性与城市化的恐惧和排斥？能不能说，因为这里在经济上稍欠发达，辽西就比别处更加前现代，更值得追忆和流连？还是说，这片土地比别处更有诗意？更让人心里踏实，精神安顿？
现在中国的乡村好像是这样，就像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城”，在乡村的想出去，离开乡村的无比怀念，总想回返。作家阿来有篇小说叫《自愿被拐卖的卓玛》，卓玛对我们来说是充满陌生化诗意的名字，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卓玛却是这样的，听说人贩子会把女子拐卖到外地，为了走出故乡的大山，她就自己把自己给卖了。可见，乡村人离开乡村的愿望是多么强烈。而另一方面，如我们的某些乡土散文，作者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却可以尽情地想念家乡。就像我，赋予家乡那么多高贵的诗意，甚至是欧美的诗意，而不去面对家乡现实的破败、萧条、痛苦和冷漠。
乡村确实在走向破败，很多地方比鲁迅笔下的“故乡”还要萧索。我回到我的村子，站在山坡上看，到处都是榆树。外甥说，因为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土地没人管，榆树籽到处散播，所以就变成了这样，沟里沟外都是榆树，很美很萧索，很傻很天真。就像日本作家的名字——村上春树。榆树是我们辽西，特别是我老家那地方的“村上春树”。
有人说，当我们离开，故乡就在我们身后沦陷了。中央在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的很得人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但能否做到，我很担忧，因为现在连乡村都让人记不住乡愁了，未来的小城镇，能让人记得住乡愁吗？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王子”曼德尔斯塔姆有句诗：“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在圣彼得堡他的故居，有个木牌这样写着：“曼德尔斯塔姆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我回到我的城市’”。但这种对城市的乡愁，我们只有在外国作家和诗人那里才能找到，在中国作家笔下恐怕没有。中国人的乡愁主要是指向乡村的，对于某个城市的乡愁不是没有，但就文学表现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五四以来，或者说从新文学发轫以来，写农村，写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最倾心的题材领域，成绩和影响也最大。近年来，城市文学似乎也有崛起之势，比如都市情感小说的流行。但城市文学究竟怎么开拓，仍然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文学离不开对西方城市的想象和模仿，而中国的乡村文学，包括乡土散文，却不须、也无从对西方的乡村进行模仿和参照，因为西方没有我们中国式的乡村。我经常网购美国的英文原著，包括诗歌和散文。从新世纪开始，Houghton Mifflin 推出的The Best American Essays，即《美国最佳散文》，每年一卷，我都买到了。但从头翻到尾，其中却很少有我们所理解的乡土散文，个别的写写农场，说说小镇，但这和我们中国的乡村是不一样的，没有我们所倍感亲切的传统、亲情、祖坟，以及复杂而温暖的人际关系。至多你会读到一段关于“鸫鸟”的描写，那是你已接近某个美国式农场或小镇的标志。
而我们乡村的标志却多样的，村头那棵老树，村中那口老井，还有篱笆女人和狗，等等。美国有个作家、记着叫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他写了一部《寻路中国》，属于非虚构文学，记述了他前几年自驾面包车走遍大半个中国的经历。比如他写了乡村的年轻人大量进城务工，老人和儿童被弃置在闭塞的土地上，尤其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发现并描绘了这样一个当下中国乡村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这样的场景，想想是很让人忧伤的。
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围城”现象，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是进去的想出来，出来的想进去。这就是中国经验，这就是中国故事，是由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所决定的。表现在文学上，我有一个观察，离开乡村的主题一般由小说承担，如写农民工；而回返乡村的主题一般由散文，特别是乡土散文来承担。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对乡村的态度是写实的，既有批判也有伤痛，而散文对乡村的态度是浪漫的，既有眷恋也有忧伤。
所以如果让我来概括乡土散文，特别是新辽西派散文，我想到了这样几句话；新辽西派散文，与其说是叙事的，不如说是抒情的，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浪漫的，与其说是乡土的感动，不如说是时代的激发。对大多数人来说，乡土散文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回报，也像是精神的再生仪式（至少我是这样的，有人评价我的散文是“仪式性写作”，我深表认同）。
去年，林贤治先生变了一本乡土散文选，书名是《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古耜先生编了另一本，书名是《叫一声老乡很沉重》。确实，近年的乡土散文，对故乡的怀恋往往离不开对现实的反思，爱与疼痛是并存的。都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但问题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找不到了，我们都成了故乡的陌生人。不过这种反思，这种爱与疼痛，我觉得在辽西散文家的作品里很少见，仿佛我们的乡愁是如此的巨大，足以淹没进行反思的动机，对失去家园的疼痛也浑然不觉。就像我在序言中对魏泽先散文的评价：这里没有认识论的揭示，只有本体论的讴歌。这可能是新辽西派散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在质地上更接近田园散文，体上还是以美为主，以善为主，而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真。也许张爱玲说得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对乡村、对故土，往往就是如此。但对于真的忽略，会不会导致我们写作的浅表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也是我最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的问题。
（此文系在2014年3月2日于朝阳龙翔书院举行的“魏泽先散文集《大雁往北飞》首发式及第二届新辽西派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