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文学评论界提出了“新辽西派散文”一词，这个提法一出现，即受到文学界的高度关注，朝阳市文联为此专门召开过研讨会，《辽西文学》又特辟出“新辽西派散文”专栏。与此同时，辽西散文创作亦风生水起，新人辈出，佳作迭现。这一现象是辽西文学历经多年积累与发展的必然，对辽西文学界来说自是非凡之事，对辽海文化来说也是幸事。

地理意义上的“辽西”，在今天是指位于辽宁省辽河以西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含了辽宁西部地区的锦州、朝阳、阜新、葫芦岛和盘锦的一部分。历史上，辽西是联系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塞外的连结点。一条山海关长城筑就中原与边塞的显著分界线，从而使辽西地区成为中原汉族势力最先触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燕、三国时期的乌桓，南北朝时期的前燕、后燕和北燕，或置郡，或建都，都在辽西地区留下了历史足迹。直到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建立前，辽西地区仍然是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正面接触的区域，如十七世纪中叶在明清政权转换的大冲突中，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之事，几乎都是发生在辽西走廊的拉锯战中。

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进，才使辽西成为整个辽海地区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区域。如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共有八项考古成果分别入选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其中的七项都在辽西。我在主编《辽海名人辞典》中还发现，在辽海几千年的历史上，尤其是早年历史中，大部分先哲魁士均出现在辽西大地上。在唐以前的190位辽海名人中，就有89位是辽西人。

辽西文学正是汲取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丰富养分，才彰显出了地域文化的特质与内涵，才走出了诸如昙无竭、耶律倍、郑子聃、张景仁、史肃、耶律楚材、耶律铸、冯惟敏、李鹤年、李葆恂、胡永年、尹湛纳希、罗布桑却丹、张缙、萧军、玛拉沁夫等文学艺术大家。而在进入新时期文学时代，辽西的散文创作更是异军突起，成就斐然。如辽宁文学奖散文奖共举办了七届，获奖作品共32部（篇），其中辽西人就获得了9部（篇）：《雨走青纱》《千年悖论》《不素餐兮》《感悟苍茫》《院子里的事》《笔走龙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斯文唐宋》《贝加尔湖与烟斗》，每一部作品都显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学流派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从基本形态上看，大体有这样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如明清时期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阳湖派、性灵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有组织、有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是自觉的文学流派。另一种类型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像唐诗中的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宋词中的豪放派、婉约派，现当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就是这种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它或是因某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吸引了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定核心和共同风格的派别，或是仅仅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引起时人或后人注意，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一定的流派名称。毫无疑问，当下的所谓“新辽西派散文”就是属于后一种。

然而严谨一点说，我并不主张将当下的辽西散文称为“新辽西派”，因为“新”要相对“旧”而言。在新时期辽西散文创作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旧辽西派散文”做比照，即使成名较早的辽西散文领军人物谢子安也属于新时期的创作，他同后来的齐明达、邸玉超、李学英、郭宏文、韩文鑫、崔士学、李广智等人的创作均属同一个时期，列不到“旧派”。他可以称为“辽西派散文”的开山之人，但他却不能成为与“新”相对应或相割裂的“旧派”人物。所以辽西散文不存在“旧派”与“新派”之分，直称“辽西派散文”似乎更合适，更准确。

辽西派散文，凭借地域文化所积累的素材，创作出了诸多色彩浓重的散文作品，揭示了辽西地区特有的生存现状、民俗乡韵、历史踪迹和人文景观，展现了辽西人古朴浑厚、机智幽默、苍桑沉实的生存现状与精神追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却能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如此高度，并形成流派。这中间，除了这个地区文化积淀的因素之处，肯定还有更值得探究的原因。著名散文家、评论家高海涛先生曾有这样的发问：辽西，何以成了乡土散文的福地？这是一个值得当下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认真探究的问题。

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辽西的散文作家，凭着自己的天赋与个性，已在散文界“博出”一片天地，相信他们的也是我们的这片天地，在未来时空中将更辉煌，更高远。

原载《辽海散文【名家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