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5年为一个呈现周期计，辽宁长篇小说创作可谓著述多多。从2012年至今，仅《辽宁文学蓝皮书》关注述评的长篇就有将近70部，其中不乏成熟作家的优秀之作。尽管目前尚没有评论界对最近5年辽宁长篇小说总体创作板块、走势加以专门的梳理，但通过对历史题材和地方文化这两条重要矿脉进行持久而有耐心的深度挖掘而凝聚的辽宁长篇气象已经蔚为大观。本期关注的朝阳作家李鹏、丛培申的两部长篇小说，展现了辽宁作家鲜明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多样缤纷的创作风格，是近年辽宁长篇小说创作中比较成功的力作。

辽宁有着地方历史和文学传统独特的生成谱系。李鹏、丛培申着力于从辽西历史深处探微，较好的把握文学和历史素材的关系，做到了既取材于历史的真实风貌，又有人物和艺术的超越提升。《跑马川》以风云会际的民国时代为背景，塑造了辽西上世纪二十年代跑马川最大的宋氏家族在半个多世纪动荡年代里的起伏变迁，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庞大复杂的人物关系、生动鲜活的家族叙事中，作者精心运用史实、典籍、传说、故事、神话、预言等素材，围绕着跑马川上的农民在革命与土地的巨大而本质的核心关系中的选择，将民国后期政府腐败、官员无为、军伐混战、土匪祸患、流寇及天灾人祸等种种矛盾灾变杂揉其中，成功塑造了乡绅世家青年宋云峰、宋云海等在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不同家族人物不同的命运群像，描绘了当一个在宗族法理制约下民风相对纯洁、平衡有序的乡村世界被无情变故冲击时秩序的错位、人性的迷惘。宋氏堂兄弟的父母为了喜上加喜，同时为他们举行婚礼时，花轿不慎抬错门，新娘于是错配。新娘之一程玉凤因与宋云峰有过一面之缘的好感，索性将错就错，而宋云海也因听说了程氏的美貌而痛失娇妻，无法接受眼前的另一位新娘。新上任的民国县长广场上现场调解无效。而当程玉凤失踪之时，宋云海离家出走前往深山，誓要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妻子。宋家两氏几十年心理隔阂矛盾由此产生，而年轻一代的宋氏兄弟却在国难家仇的痛苦迷茫中先后接受革命的感召，不约而同走上了追求解放的道路，百折不回，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和革命烈士、爱国仁人。作家熟知乡村的气质，掌握、化用了大量田野素材，非常精准的描摹出当匪患、战乱到来时人们的无措和挣扎，当欲望出格、灵魂蒙尘时人们的堕落绝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代出现了新生活的革命曙光，暴力和对抗对人们精神的洗礼。小说的魅力在辽西特有的机智、幽默的叙述方式中被一个个故事串珠式的连缀、展开，蜿蜒曲折又引人入胜。随着人物的成功、故事的深入，跑马川将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新地标隆起在文学大地上。

如果说《跑马川》通篇尽是由亦庄亦谐、信手拈来的故事组成了一个折射出无尽风光的时代万花筒，《烟火人间》则如同瑰丽的画卷，徐徐变幻、定格着清朝末年间辽西赤城的城市乡村中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诗剧。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势力盘踞中国，清王朝重金赔款，“戊戌变法”的新派或被杀头或逃跑，令具有革命思想、在知府里担任教师的冉广炉先生每天忧伤愤懑，梦想着大清重振颓势。担任知府要职、具有良知、同情革命的荣格荣大人虽在俄国商人桑德斯要求出兵镇压采金村民时能变通保护，却在殖民强权的淫威与官场争斗和下人出卖时仍然不能自保，落得被革职抄家的悲惨下场。行踪神秘的通判郎子平性格扑朔迷离，心思缜密、善恶不定，掀起悬念连连，直到最后在沙俄及日军、革命军、拳军三路包围下点燃珍贵的矿产分布图自焚而死，才还回他对朝廷、对国家的一腔忠义清白。小说以精湛的笔触、如诗的语言、宏大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叙述了描写朝廷上下腐败不堪、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中，围绕着以柏杖子村青年学人罗子沫在朝代末世学无所用、只能随波逐流的无奈，知府女儿荣念萁强烈的家国情怀却因国难当头、性别歧视、身份限制和视角狭隘等因素不得实现的苦闷，以及罗子沫与荣念萁和来自英国传教士女儿阿曼达之间文化、感情的吸引、排斥间的纠葛，加之柏杖子村民反抗俄国殖民入侵者开发金矿、与日本浪人、中国儒学及“道”家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心理文化冲突，可谓波澜壮阔，气势如虹。 

努力探索典范叙事的丰富性，还表现在李鹏、丛培申两位作家对地方革命历史发生、发展，社会生活变迁、土地及革命文化萌芽，以及世道人心演变脉络的准确把握、熟练驾驭，进而提炼出更为正确的历史观和革命人物的立体形象。丛培申《烟火人间》里“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是革命的大背景，失散在各地的“革命党”是黑暗时代一颗颗耀眼流星。而李鹏在《跑马川》结构上更是从北洋政府时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开始，贯穿了民族斗争、义勇军抗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革”结束等运动周期。在处理主人公面对革命风暴漩涡、农民得到土地、失去土地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农村社会各阶层起伏变化的心理动向时，两位作家并没有简单延续当代中国文学史“革命经典叙事”范式，刻意把主人公拔高塑造成超脱于时代和社会的全新人物，而是以深厚、成熟的功底，将笔墨用于描写历史风云变化下更为恒常稳定的因素，刻画中国乡村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而锻造出的鲜活人性。正因为根植于此，《烟火人间》中骨子里反清抗日的知府大人郎子平才犹如一个卧底，内心深处的真性情在日常生活中深藏不露，甚至招致原知府小姐荣念萁的误解，以为他是官府的奸细。直到结尾他跃上城墙，宁可与点燃的浸油人皮物产地图同归于尽，也不让中华的宝藏失之于外敌之手。正因为根植于此，作家在展开 《跑马川》中的地主和佃农、官员和民众、国民党和共产党、土匪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时才不是简单的敌对、仇恨关系，而是有对立也有合作，有斗争也有妥协，有冲突也有和解。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宋云峰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成长充满地主世家的优越，也有面对官府权利的无措。有可以学而优仕的前途，也有乱世中的错落流离。有可以个人妥协偏安的暂时安宁，也有自觉选择血与火战场、甘于牺牲的觉醒。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切向往、追随，也有对自己家族土地本能而自私的保护、留恋。作品中另一正面人物、革命者、共产党员郭林的形象，也突破了平面化脸谱化概念化的创作窠臼，作家没有简单将其神话成超人下凡的“常胜将军”，而是将其置身于艰苦、动荡、奔腾着血与火考验的辽西普通大地之上，有以集体武装形式与日本兵、土匪正面对抗，随时发生短兵相接战斗的殊死历险，也有一个人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顽强坚持，有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暴风骤雨式的洗礼，也有革命暴力对心灵的不适、冲击，有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和拉锯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和突发事件。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小个子郭林以惊人的智慧和胆识，以浓郁的个性魅力适应着中国乡村农民式的革命斗争，他理解农民，政策灵活又不失去共产党人的素质和组织原则，他能争取民心，顺应民意，执行政策坚定、勇敢又不教条，成功的保持住共产党在辽西开创的革命力量和根据地，迎来了全国解放。

全景视角下小说多层次多调式结构的成功运用是两位作家对丰富典范小说创作的积极实践。单旋律调式是相对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创设的复调小说概念而言，复调小说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以区别于“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根据巴赫金概念理论，独白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层层展开。《烟火人间》虽然仍采用传统的“上帝 ”视角，结构却呈版块加回环式，其中人物设置、线索布局、矛盾趋势、逻辑高潮都发展的比较均衡。以虔诚的牧师杜克和她女儿一家人代表的西方基督文明伴随着殖民者的枪炮同时来到赤城，引发了以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明熏陶的多数民众的心理不适与抗拒。《烟火人间》开篇，严冬季节里艰难跋涉于辽西冰封大地上的阿曼达一行三人传播福音书归来，借宿于弓家。主人父子都是后来死里逃生的盗采金矿者，虽出于道义收留她们并提供食宿，但内心里产生强烈的抵触。在这里，弓家女儿弓然明首次出场，还不乏清纯，很快就会与男主人公罗子沫相遇。罗子沫被家族安排被迫冒充自己的堂兄前去迎亲，从而为以后弓然明的追逐纠缠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的教会、知府、矿山、民宅、学堂、乡居、浴室等地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相突相遇的重要场所，人物、故事顺序接续、展开，除了时间、空间转换的事件，作家还赋予了人物大量的心理活动。全篇章节过渡大部分在时间上都有顺序紧密衔接，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跑马川》则在全能视角的俯视中，运用蛛网式、串珠式相结合的结构，在核心人物主线之外， 随时旁出插叙或回忆出新的人物、场景、故事。许多看似与主线索并无直接联系、由次要人物群经历或讲述的故事，反而成了小说人文风情必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小说厚重、广博内容的精彩看点。比如：

兴隆沟出现了南阮北阮截然不同的两个生活群体。沙姓人建起了青砖青瓦玻璃窗的又宽敞又明亮的房子，据说，那些玻璃就值几百块大洋。他们再也不吃高粱荞麦了，细米白面成了他们的主要口粮。他们不无炫耀地说，吃一顿高粱面贴饼子是换一换口味尝尝鲜。那包着花花绿绿的糖纸的洋糖，其他三姓的孩子见都没见过，而沙姓的孩子们却装得满兜都是，一颗一颗地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嘎嘣响，就像在嚼花生米一样随便，馋得其他三姓的孩子直流口水。

最后一点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宿命，东北作为被清政府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割让出的土地，先后被沙俄、日本野蛮掠夺了几十年。 日本还制定针对中国国民的一系列文化侵略战略，图谋在文化上去除中国基因，心理认同上对日本归顺。长篇小说《跑马川》与《烟火人间》以文化征服与反征服、碰撞与接纳中着手，直抵民族武装侵略之后必定是文化侵略的本质。在对反殖民、反侵略的主体意识提炼中丰富了革命典范叙事文学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