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伯是个“半路哑巴”。
听奶奶说，三伯出生时哭声很响，像是耗子被夹住尾巴似的叫声。他不到两岁便学会说话，吐字清楚，说完上句能接上下句。奶奶说，三伯说话比我爸和二伯都早，脑瓜子好使，见啥人说啥话，上学后学习也好，家里人都希罕他，说他长大后能出一盘子好菜。
我们住的这个大队叫“烧锅营子”，所在的生产队叫“平房子”，大队的院子就在我们生产队，从我们家到大队也就尿一泼尿的工夫，近得从我们家的房顶把石头能使劲扔到大队的房顶。在三伯十二岁上三年级那年春天的一个头晌，他上房顶转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身上哪儿也没摔坏，连一滴嗒血都没出，却不会说话了，张嘴只能“哇啦”，成了“半路哑巴”。爷爷奶奶急得直挠屁股，赶紧领他上医院去治，三伯挺着脖子就是不走；爷爷硬拖他，三伯抱着屋里的柱子死活不去。奶奶气得用手指头点着他的脑门子狠狠地骂道：“你个死王八犊子，不上医院去治，这辈子你就成了哑吧，下辈子也说不上媳妇，到老了看谁养活你！”后来，爷爷听人说，人要是哑吧了，这病没法治，没听说谁家孩子哑吧被大夫治好了。爷爷想想也是，加上家里孩子多，那年月穷得吃上顿没下顿，也就把三伯的哑吧毛病丢到脖子后去了。
到我上学时，三伯已二十岁了。这时，我二伯已经成家，两个姑也已出嫁，三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过。农闲时，他每天早走晚回，给生产队放那几头瘦牛和瘦驴，挣六个工分，比一等劳动力少挣四个工分；在农忙时，生产队里的牛和驴都干活去了，他便被生产队长安排到地里出工，有时拉滚子，有时打簸搓，有时镑地，每天挣八个工分，比一等劳动力少挣两个工分。这样一来，爷爷家三口人两个劳动力，一年挣的工分除去顶替口粮钱，到年底还能分几十元，在村里是挂在人们嘴上的 “好户”。
这天吃过晚饭，我在爷爷家做作业，奶奶看着整天不出声的三伯，指着他的脊梁骨小声对我说：“你三伯这样也说不上媳妇，成不了家，立不了业，等你爷爷我们都不在了谁养活他呀！这上不上下不下的，可把我愁死了！”
我笑呵呵地说：“我养活他！三伯啥活儿都能干，不吃闲饭！”
奶奶用冷淡的眼神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学校在我家房后，隔一条道，一圈儿土院墙外面栽一圈儿杨树，每棵树有炉筒子那么粗。家离学校近，等听到敲上课钟时，我背着书包现往学校跑都赶趟。我的同坐是郑光明，和我同年同月出生，个子一般高，长的有些像。有一次，老师看我俩都回答上了提问，高兴地说：“我看你俩像双胞胎，都挺聪明的。”说来也巧，郑光明的爸和我爸也是同年同月生，但只是听说，从来没有见过。说是郑光明出生的第二年他爸就死了，妈改了嫁，现在跟奶奶在一起过。他爸和我爸论着是堂叔伯哥儿们，我们俩属于平辈儿，他大我几天，我叫他哥。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换班长，老师让我当班长。当时我感到有点别扭，心想：“老师都是让班里学习好的学生当班长，郑光明学习比我好，在班里他排第一，我排第二，咋让我当了呢……”我心里憋不住事儿，回家问爸，爸不耐烦地说：“让你当别乐，不让你当也别恼，问这个有啥用，当班长又不顶饭吃！”我肚子里存不住事儿，又去问妈。妈白了我一眼，生气地说：“老师让你当班长还不好吗，还问为啥干嘛！你要不乐意当就去告诉老师，想当班长的学生在你后面有一排呢！”
在爸和妈的嘴里都没有得到好话，我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的不是滋味儿。我有个特性，啥事儿不问拉倒，问就想问个明白，不问明白睡不好觉。在到奶奶家做作业时，见奶奶挺高兴的样子，便趁机问她，老师为啥让我当班长，而不让在班里学习最好的郑光明当？奶奶听了这话脸上的笑模样立时钻进那一堆皱纹里不见了，叹了口长气，从柜子上拿过针线笸箩，坐在炕头，一边给爷爷缝补袜子，一边给我讲。奶奶说，在八年前，我们村发生一件把天捅出窟窿的事情，一下子要了三条人命……
那年春天，奶奶家房后的大梨树开了满树的花，白花花的很炸眼，有一股清香在鼻子边飘动。奶奶说，这棵树比我爸的岁数还大。树长在房后，有些窝风，憋得树头像一把大伞举过了房顶，一些枝子搭在房上，一些枝子伸到院外，被淘气的学生折了拿去玩，院外的墙根下掉了些碎花，一些蚂蚁在地上拖来拖去，看样子很忙。
这天早晨，学校四年级的几个学生抬着水桶到院子东南角的水井打水，几个人一起用辘轳摇上一桶水后，一个男孩子蹲下来正想喝，被走过来去墙角拿铁锨的老师喊住了：“水里那么些沫子，多脏呀，你们还喝！”
听了老师的话，几个学生往桶里一看，见果然有一些白沫漂在上面，还有一股农药味儿穿进鼻子，立刻惊呆了，随后喊着“有人投毒了——有人往井里投毒了——”，几个学生跟头把式向教室跑去。
听说有人往井里投毒，校长慌慌张张地跑来了；老师们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学生们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大家围着井台边水面上漂着白沫的水桶瞪着眼睛发愣……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阶级斗争那根弦儿绷得比猪毛绳还紧，听说有人投毒便会想到有阶级敌人搞破坏，都紧张得脖子上像架着一把刀。学校和大队只隔了一道墙，校长没有多想，慌得出了满脑门子汗，连蹦带跳从墙头上翻过去，跑进大队书记办公室报案。大队书记是个转业军人，当了三年兵，有些虎吵吵的。听了校长的话还不信，和校长从墙头跳到那边一看，吓得把眼睛瞪得溜圆，像牛卵子，狗叫似的大喊一声：“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坚决不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惩！”然后又从墙上跳回去，到办公室手忙脚乱拨通了公社派出所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的三个公安人员坐着破三轮摩托车“突突”地跑来了。下了摩托车，长着酒糟鼻子的所长便指使校长用绳子把现场圈起来，说是要先保护好现场，然后进行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成果。
公社派出所三个公安人员只有酒糟鼻子所长是正式干部，另两个人是招的临时工。那年月日子苦，肠子薄，他们盼着哪个村出点事儿，出事儿就出现场，出现场村里一天得供着三顿饭，三顿饭有两顿吃猪肉炖粉条子，还有酒喝。在所里没事儿时总瞅着电话，盼着它响起来，时间长了成了习惯。这回烧锅营子发生了投毒案件，是酒糟鼻子在这个公社当所长六年来办的最大的案件，他的精神也紧张起来，酒糟鼻子显得又红了一些。
派出所三个公安人员围着学校东南角的井沿子转了不知道几圈儿，也没有看出什么头绪，只好回到大队准备开始调查。他们让大队书记找个闲屋，搬来一张桌子和几把板櫈便开始办案；叫大队主任安排民兵连长组织十个民兵拿着棍棒在院里院外站岗，让治保主任站在门口，随时传唤村里人到这里问话。这么一整，大队院子在人们的眼里一时成了监狱，哪个被叫进来的村民迈进院子腿就哆嗦，一会儿脚凉，一会儿手凉，觉得脑瓜皮冒凉风，话也说不成句了。
酒糟鼻子所长领着两个临时工吃着猪肉炖粉条子小米干饭，喝着六十度白酒审了四天三夜，对全村上中农以上成份的人家过了一遍筛，把我们生产队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问了一遍话，学校的校长与老师不分男女都了解一遍，最后三个人一商量，对纸单子上的五个人名划了圈儿。之后，把大队书记、主任和治保主任叫进来，几个人把案子一碰，对其中的三个人在圈儿外打了个“X”， 在另两个人在圈儿外画了个勾儿。他们决定拿这几个人开刀，快些把案子破了。
这天过晌，烧锅营子西沟生产队的吴长水、东梁生产队的冯玉申、我们生产队的郑保强、郑保忠和梁志广被治保主任叫到大队，一起关在仓库里。这个仓库三间房，有两个窗户在里面反锁着，一个门在外面锁着，里边啥也没有。给大队食堂做饭兼看院子的老阎头以前在仓库里养过鸡，现在满屋是呛鼻子的鸡屎味儿。这五个人都认识，谁家祖坟埋在哪儿都知道，可是关进仓库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看谁都像投毒的，心里各打自己的算盘，都闭紧嘴不说话。
老阎头杀了三只鸡，都炖上了。这顿晚饭派出所三个人和大队干部连吃鸡带喝酒，都整了个鼓肚子，脸上流汗，身上冒汗，撑得上边打隔儿，下边放屁。然后，让老阎头烧了半锅开水，泡了两壶浓茶，倒在茶碗里像药汤子。几个人喝了会儿茶水，酒糟鼻子所长使劲打了个饱隔儿后，对治保主任下了令：“带人！先带画X的，后带画勾的，今天夜里一定要审出来，明天早晨向毛主席献礼！把胶皮管子准备好，谁不说就往死抽，看他们的嘴硬还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枪杆子硬！”
这天晚上是月末，天上就几个星星，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被关进来的五个人没给饭吃，也没给水喝，连饿带吓，被带进来时脸色像鬼一样。东梁生产队的冯玉申出身上中农，胆子又小，第一个被带进来，刚迈进门槛子便尿了裤子，一股尿水顺着裤腿流进鞋里，地上湿了一块。酒糟鼻子所长把眼睛一瞪，上前就给冯玉申一个耳光子，骂道：“你他妈的还是个男人吗？连个娘儿们都不如，还尿裤兜子！我看这个毒就是你投的！这叫做贼心虚！快说，是不是你干的，不说就整死你！”
酒糟鼻子所长这一巴掌可够狠的，把冯玉申打倒在地，嘴角流出了血，趴在地上不动了。酒糟鼻子所长上前又踢了一脚，喝道：“别他妈的装死，快说！我问你，你们家窗台上那瓶子农药为啥剩半下了，是不是倒井里了？”
冯玉申趴在地上头也不抬哆哆嗦嗦地说：“井里的农药可不是我投的呀！那半瓶子农药我借给郑保忠了，他说他家的韭菜地里着虫子，要拌在粪里撒上，说是能把虫子药死。”
酒糟鼻子所长朝那两个临时工喊道：“把这家伙拖一边去，把郑保忠给我带上来！”酒糟鼻子很长时间没这么审人了，他觉得只有审人的时候底气最足，声音也响亮，心里痛快。等郑保忠被带进来后，他上去就给了两耳光子，骂道：“你郑保忠什么他妈的借农药拌粪呀，就是想往学校的井里投毒，妄想药死革命下一代！我们调查了，你姥姥家是地主成分，投毒是你对无产阶级有仇恨，是典型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快说，不说就把你的腿打断了！”
郑保忠被打蒙了，脑袋里“嗡嗡”响，有些天旋地转的感觉。还没等他醒过神来，被治保主任从后面一脚踹在腿肚子上，他往前一晃跪倒在地。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郑保忠招供说，他从冯玉申家借的半瓶子农药只用了一半，那半下郑保强拿去说是拌种子。接着，那两个临时工又把郑保强带进来，先是打了一顿给个下马威，一问，郑保强果然是用那半下农药拌种子了。
酒糟鼻子心想：“你们他妈的胡弄二大爷呢，看来不狠狠收拾没人说真话！”他一声令下，几个人一齐上前对三人拳打脚踢，屋子里顿时乱成一团，有两个茶碗掉到地上摔碎，玻璃片子把郑保忠的手扎出了血。去年大队书记看中了郑保强的姑娘，托人去说，想给他儿子作媳妇，郑保强没答应，一直怀恨在心。现在郑保强摊上这事儿，大队书记心里暗自高兴，在打人时对郑保强下手最狠，边打边骂，说不承认就整死他，承认了还能保住命。
一顿痛打后，酒糟鼻子让治保主任把冯玉申拖回仓房，让派出所的两个临时工把郑保忠和郑保强背对背捆在屋里的柱子上。他说，这次投毒案件就是郑保忠和郑保强两人干的。他俩是叔伯兄弟，两人穿一条裤子，给韭菜下药和给种子拌药都是一种借口，而是把药投到井里了，其主要目的是想毒死大队干部，因为大队食堂用水要到学校去挑。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这么一分析，三个大队干部觉得很有道理，吓得倒吸了口凉气。治保主任抄起胶皮管子，岔开腿站在两人中间，抡起来发疯似的猛抽起来，郑保忠和郑保强的嘴里发出撕心裂肝的叫声……
在天亮前，发生在烧锅营子小学的这起投毒案被公社派出所破了。这份审讯笔录上写着，郑保忠和郑保强对几个大队干部早就怀恨在心，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在那天夜里，他俩把从冯玉申家里借来的半瓶农药都倒进井里，就是想毒死大队干部，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在笔录的下面签上了两人的名字，都按了手印。
酒糟鼻子所长笑呵呵地把这份笔录折起来放进衣兜里，对三个大队干部说：“案件破获，大功告成。你们三个福大命大捡了条命。可要记住了，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会出现新的动向！”
“那是！那是！”三个大队干部冲着酒糟鼻子连连点头。
很快，县公安局来了辆吉普车，把捆起来的郑保忠和郑保强塞进去拉走了。几天后，冯玉申经不住折腾疯了，掉进井里淹死；郑保忠和郑保强被关进公安局，两个月后和三个强奸犯一起拉到县城北边的大河套枪毙了；酒糟鼻子破案有功，调回县公安局提升为副局长。这小子平时就好吹，有了这个光点儿，走到哪儿吹到哪儿，说全县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我奶奶说，郑保忠是郑光明的父亲，他家的成分一下子由中农变成了反革命，他学习最好老师也不会让他当班长的。说到这里奶奶叹了口长气，接着说：“别看我一天书没念，斗大的字也不识两个，但心里有数，看不错人。就这事儿来看，我怎么也看不出小光明他爸那么好的人能往井里投毒……唉，小光明这孩子，从懂事儿起就没爸没妈，命可够苦的。”
听了这些奶奶说的这些事，我心里像被塞进一块石头，又凉又堵的慌，眼前老晃动着郑光明小心做事的影子。
太阳从东山顶上懒洋洋地爬出来，从烧锅营子的树梢上慢慢腾腾地走过去，最后像睡着了似的一下子从西梁坡上出溜掉了，天渐渐黑了下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不紧不慢地过着，我和郑光明也随着大人们脸上皱纹的增多而长大了。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生产队的人和事都有很大的变化。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上了大学，郑光明因为是反革命家庭出身，尽管学习成绩比我好，大队连高中都没让他上，说共产党不能培养反革命后代，只好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活他奶奶。当我大学毕业时，社会上没有成分论了，而郑光明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注定一辈子在乡下顺垄沟找豆包。
再说说我那个哑巴三伯，到我大学毕业时还光杆子一个。我爷爷去世后，他跟我奶奶一起过，种着分到手的六亩半地，养着两头牛和几头猪，比在生产队时还自在，吃的也好。家里人要给他说个媳妇，哪怕也找个哑吧，等我奶奶没了时有个伴。三伯说啥也不干，把脑袋摇得像个扑愣鼓儿，嘴里说不出话，憋得脸红脖子粗，大家一看心就凉了，这事儿只好拉倒。
在村子的西头，三伯和我奶奶一起过；在村子的东头，郑光明和他奶奶一起过，除了种各家那几亩地就是养牲口，两家的日子过得差不多。在郑光明二十八岁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媳妇是外村的，据说和我们家还有点偏亲。郑光明我俩从小就好，他始终被我装在心上，总想帮助他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在我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第五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大商场招保安，而这家商场的总经理是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于是我便把郑光明介绍去了。没想到他适应能力特别强，从农村到城市很快就适应了，干了不到三年就当上了商场安全部的部长，五年后被提拔为副总经理，在市区买上了楼房，把奶奶和媳妇都接来了。他把媳妇安排到商场搞保洁，奶奶在家看孩子，日子过得很好。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在市区一家最大的酒店请客，把在城里工作的十多个老乡召集到一起，大伙喝得很尽兴。在酒桌上，郑光明衣着打扮得体，言谈话语风趣，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看他的工作干得这么好，家庭生活美满，我挂念他的心总算是平稳地放下了。
日出日落，各家的日子都这么没精打采地过着。在三伯五十二岁那年冬天，八十四岁的奶奶在吃饭时一口气儿没上来咽了气，一点罪也没遭，家里人说这是喜丧，奶奶这辈子是有福的人。那天我赶回来了，随后郑光明听说了这事也赶了回来，火化后送葬时有几百人。父亲说，我们村谁家死了人，送葬都没来这么多人，看来老郑家的人缘还行。在奶奶下葬时，他的几个儿女属哑吧三伯哭得厉害，从他嘴里哭出来的声音发闷，像牛的叫声。人们说，老太太没了，这哑吧往后得自己过了，出来进去一个人，过日子没意思，他是太想他妈了……
自懂事以来，从乡下到城市，我经历了许多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有两个没想到让我感到特别震惊，让我死去在另个世界心里也不会安宁。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我突然收到哑吧三伯用手机发过来的一条短信：“海涛侄子，我告诉你两件事情。一件是我已到肝癌晚期，最多活不过三个月，这事儿咱家人都不知道。为了让你们省心我走了，都不要找我，找也不会找到，我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另一件是我写了一封信压在柜上的电视机下面，你看过后啥都明白了，怎么办自己拿章程。门钥匙放在窗台下面的猪槽子底下。要记住，这事不要告诉别人，你要管住自己的嘴和腿，一切都要等看到那封信后再说。”
我看完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瞪着眼睛一字不落地看了一遍，震惊得脑袋嗡嗡响，涨得不知有多大。我冷静一下，立刻给三伯回电，可是那边已经关机。我刚要给父亲打电话，想到三伯在短信里最后的叮嘱又放下了。我赶紧向单位领导打个招呼，开车一路向老家跑去，一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三伯在短信里说的那些话……
按照三伯在短信里的指点，我从他家柜上的电视机下面拿出一封信。上面这样写道：
海涛侄子，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没有哑吧，几十年来我装了哑吧，这事和我在一起过的你奶奶都不知道。白天，在人眼前我嘴里瞎哇啦，手乱比划，是个哑吧；晚上你奶奶睡着的时候，我起来到外面的牛棚里和牛说话，到猪圈里和猪说话，看见树就和树说话，看见啥和啥说，把白天没说的话都说出来，我怕不这样以后会真成了哑吧。
还记得咱们村小学那次投毒案件吗？那是我投的。在那前几天的晌午，我趴在井沿上往里看，发现水里有很多鱼，有的挺大，下去抓还不敢，不下去又到不了手，心里很刺痒。于是便想到用农药先把鱼药死，再用土篮子捞上来，别的啥也没想。真的，我啥也没想。那天晚上，我把家里的农药倒了一钢笔水瓶，偷偷从学校的墙上跳过去，倒进井里后先是害怕了，接着后悔了，吓得夜里蒙在被子里哆嗦成一团。第二天事情就发生了。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去承认的勇气，但心里老是晃动着那口井，控制不住总想看一眼，又不敢到跟前去，只好上房顶隔着两道墙看那口井。没想到，一次不留神从房上掉了下来，摔得我确实说不出话来，以为自己真的哑吧了。当时我就想，哑吧了也好，这也是对我的报应。可是后来我又能说话了，只是当时跟前没有人听见。于是，我下了狠心，就坡下驴，从此装了哑吧。可喜的是谁也没有看出来，可悲的是我不但害死了三个人，也把自己这一生给毁了。你说，我活在世上能安心吗……
每当我看到冯玉申、郑保忠、郑保强家里人的时候，心里像针扎刀砍一样难受。特别是看到小光明和他奶奶过的那种日子，好好的一家人让我给弄成那样，想死的心思都有。但是我又不能死，我要活下去，要用装哑吧来折磨自己，往死地折磨，这样也算是对死去的人赎罪吧。
现在你奶奶也走了，你们的日子过的都很好，晚辈人都有出息，我也就省心了，在这个世上没有了挂念。还有，前些日子我听说原来那个派出所长在酒桌上喝死了，这种人该死。咱们烧锅营子那三个打人的村干部也都完了，一个得癌症死了，一个脑血痊了，一个出车祸瘫痪了，都没有好下场。这辈子我算是记住了，日子过得穷与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做个好人，因为好人一生平安。
我走了，到一个谁也不知道，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在那个世界里我就不装哑吧了，可以说话了，还要好好学习考上最好的大学，找个好工作，娶妻生子，过上好日子。
你苦命的三伯写于二O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早五点十五分。
看到这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挂满了泪水，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浑身都是凉的。
此时，我多么希望眼前的一切是一场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