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冬，乡下的姑父进城来。

每年的年根儿底下，乡下老家的姑父都会进城来，看望我的父母——他的三哥和三嫂。一年一次的进城走亲戚，被姑父戏谑地称为“进城旅游”。

“进城旅游”的姑父肩上都会扛着一个大大的蛇皮袋子。大袋子里装着一个个小袋子，小袋子里装着给父母煮粥的小米和绿豆、给我们姐弟几个解馋的豆包和年糕、每家一块自家杀下的羊肉、每家一截儿或粗或细的血肠——乡下老家杀猪了。

每拿出一样东西，姑父都会带上一句姑姑的嘱托，好像每句话不带上“你姑姑说……”，他就不会说话。

姑姑患类风湿多年，腿脚行动不便，所以来城里探亲的事常常落在姑父的身上。他就像一位出使有好邻邦的大使，年复一年，牵起了这条亲情的线。

那年初冬，还没到年根儿底下，老家的年猪还没杀，姑父就扛着一个大大的蛇皮袋子进城了。蛇皮袋子里既不是小米绿豆，也不是豆包年糕，而是满满一袋没有脱壳的糜黍。

那年初冬，我那失去意识的父亲已经卧床不起半年多，身上已经躺起了褥疮。褥疮先是出现在左胯骨上，又是翻身按摩，又是涂抹疽痈膏，左胯骨刚刚愈合，右胯骨又破了，右胯骨还没好，尾骨又破了。父亲那苍老的皮肤娇嫩得几乎不能碰，身下的海绵垫子，气垫圈，都嫌硬了。

是母亲听小区里的邻居说，用没脱壳的糜黍灌制的垫子可以缓解病人的褥疮。于是母亲想到了长在乡下老家山坡上的那些糜黍，想起它们那滑溜溜的籽粒，想起它们汇聚在一起，水一样流动的感觉，便立马给乡下姑姑家打电话。

母亲一心想治好父亲的褥疮，已经顾不了太多。她根本就忘记了，糜黍不高产，现在的庄稼人很少种了。也忘记了那年乡下老家大旱，好多地方庄稼都绝了收。更忘记了姑父在秋收时赶车摔坏了胳膊，也不知道好没好。只是一提到麋黍，她就想到了乡下老家，想到了姑父。因为在她乃至我们心中一直这样认为，姑父家就是我们的后方补给线，那年复一年源源不断送进城里的土特产就是证明。

两天后的那个初冬晚上，姑父来了，肩上扛着满满一袋来自乡下老家的糜黍。我都不知道，在那个近乎绝收之年，姑父到底跑了多少家，花了多少钱，才买来这满满一袋糜黍。

那个初冬的晚上，姑父来了。他甚至来不及坐第二天的大客车，甚至来不及打电话告诉我去接他，便让我的表哥骑摩托车带他去了镇子里，又花了多好几倍的价钱，从镇子里打车来到了这个城市。

那个初冬的晚上，姑父用那只没有受伤的肩膀，扛着满满的一袋糜黍走在城市的马路上，他的脚步越走越快，肩上的袋子感觉越来越轻。这个可爱憨直的乡下老头，丝毫没有注意到，下车时刮破了蛇皮袋。那滑溜溜的糜黍，撒种一样撒在城市的马路上，仿佛一条纯度十足的金矿脉。

那个初冬的晚上，当我接到表哥的电话，骑着电动车找到进城的姑父时，姑父正蹲在城市的马路上，一捧一捧地往起收那撒落一地的糜黍。

那个初冬的晚上，我和姑父一起蹲在马路上，收起那撒落的糜黍时，我恍惚回到了乡下老家的打谷场。这些金黄的糜黍粒，要经过多少双手的辛勤播种，多少阳光的曝晒，多少雨水的浇灌，才能变得这样颗颗饱满。这些金黄的糜黍粒也许不会想到，它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不是为了碾成米、磨成面、做成美食，而是被当做填充物，垫在一个病人的身下。

那个初冬的晚上，我望着路灯下姑父的满头白发，内心升起深深的感激和愧疚。离开老家这么多年，移居城市的我们，依然像一群嗷嗷待乳的长不大的孩子，享受着来自老家的滋养。年迈的姑父，就是那个送补给的人。

那个初冬，父亲的身下多了一个特殊的垫子，垫子里装满来自乡下老家的糜黍，颗颗饱满，润滑如珠，随手抚摸上去，仿佛有水在轻轻流动。

那个冬天，父亲胯骨和尾骨上的褥疮在糜黍垫子水般温柔的抚慰下，附以疽痈膏的涂抹，渐渐好起来，竟然神奇地痊愈了。春节打电话拜年时，我跟姑父说起这件事。那一刻，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姑姑和姑父，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那个冬天很快过去了。开春时，母亲家楼前的花坛里，竟然长出了一片喜人的绿色。小区里的老太太们整天凑到跟前研究探讨，是花？是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那个春天，只有我知道那个绿色的秘密——姑父扛一袋糜黍进城的那晚，走进母亲家之前，姑父把从马路上收起的最后一捧掺杂这土石的糜黍随手撒在了花坛里。

乡下的糜黍进城了，生在同一片蓝天下，长在同一片土地里，春天抽芽，夏天拔节抽穗，秋天也会结出饱满圆润的糜黍，那每一颗糜黍，都是一颗淳朴的心。

冬去春来春又走，如今父母已经不在了，乡下的姑父也已经老了。每到年根儿底下，我和姐姐都会携家带口去乡下老家看望姑姑姑父。

家里啥都不缺，只要你们常回来看看就行了。这是姑姑姑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亲情之恩，永世难忘。姑姑姑父，你们说得对，我们是要常回老家看看，怀揣一颗颗感恩的心。

（此篇荣获“乐康杯”全国散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