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愈怀旧，佳节倍思亲。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对往事的记忆渐渐模糊了。然而，有一个人，他的形象，他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仍然清晰。
每年春节我们都在电话里互相拜年。昨日通完电话，我在书案上展开纸张，正要记录些最近的感想。他的《诗书画》一书再一次进入我的视线，这部大作我虽已捧读数遍，但观之还是浮想联翩。淡黄色的封面，流行的大开本，扉页上“玉玺老弟消遣”几个字端正秀雅，墨香四溢。字体一如书者之人品，质朴率真。
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里面盛满了这位兄长的来信，这些看似普通的信札却是我的宝贝。它将兄长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全部定格在泛黄的纸张上。每当思友之苦袭上心头的时候，就取出来展视一番，望着那熟悉的字迹，仿佛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在炕头上、树荫下畅快淋漓地谈天说地。
有一封信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写来的，也就是他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第三个年头。内容不多，却流露出一贯的乐观风趣：“读了你的信，仿佛又回到十多年前，建昌以往的形象历历如在眼前，真是光阴如箭，当时的年轻人都已步入中年，中年人都已退休，只恐重游故地时，人们都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说到这里，您可能知道，此兄乃范敬宜也。敬宜兄的舒朗放达，我知之深矣，每与朋友讲起，许多人都不相信，一个不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曾遭受大起大落的人，怎能保持如此的心境？其实，这正是他骨子里的“基因密码”，是一种精神力量，也因此构成他的人格魅力。这让我常常想起苏东坡，一生都在流放，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利用一切机会为民众做事。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人最可贵、可爱之处吧！
范敬宜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作为“五七战士”被下放到辽宁省建昌县。曾在《东北日报》（一九五四年改为《辽宁日报》）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七九年起历任《辽宁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一九八四年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外文出版局局长。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八年先后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九九五年八月当选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是中共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六九年他插队落户到建昌县，当时的身份是“右派”。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是全省闻名的贫困山村，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一下子从省城来了个“大右派”，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群众不敢与之接触，他在山尖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安下了家。没有门窗，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没有城里的一切。每到夜晚，天寒地冻，凛冽的寒风呜呜刮过。就在这十分恶劣的环境里，顽强地生产和生活下来。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泥里汗里滚在一起，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艰苦地学习农活，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担粪挑尿样样不落后。渐渐地，广大干部和群众被他朴实、善良、勤俭、乐观的精神所感染，关系越处越融洽，最终视为他们中的一员。
到县机关工作后，他经常下乡调研，走田间入农家，和乡亲们促膝谈心，有时盘腿坐在农民家的火炕上，一唠就是两三个小时，仿佛老僧念佛一般。对他的盘腿功夫，我这个从小坐大炕的人都自叹弗如。我那时是县革委会办事组秘书，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整天痴迷于写作。听说他是搞新闻的高手，不禁心生敬慕，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期望得到教诲。我时常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他指点，他的真知灼见使我获益良多，也就从那时起，我与他结下了数十年的友谊。他话语不多，待人热情诚恳，十足的性情中人。我及县机关搞文字的人虽然从心底将其认作老师，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不肯接受这样的称谓，而直呼其名又显得不够尊重。因其年长，大家就称他“范大哥”。他对这个称谓很喜欢，至今书信往来仍以“玉玺老弟”呼之。
他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对工作最认真、最负责任、最痴迷的人。有一次，他通宵达旦写材料，竟累得吐了血，经检查是大叶性肺炎。住院时领导去看他，他还急切地问材料写好了没有，会议开了没有，令人感动落泪。他乐于助人。人们知道他写字好，逢年遇节，婚丧嫁娶，都请他写对子，老兄如观音菩萨一般，总是有求必应。当时我的工资低，家里人口又多，生活很拮据。一年已是初夏，我还穿着棉裤，舍不得买秋裤，他就毫不吝啬地拿出钱来为我买了一件。当时他的每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几元。他进京后，原来县里一位同志妻子得了顽症，无钱治疗。他得知后，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动员经济日报社的同志捐款相助，使病人转危为安。
有两件事让这位闻名的人物更加闻名。一件是入党。他是一九七八年春天“插队落户”时入党的，属于全国“右派”入党第一例。当时许多人为县委这一举动捏一把汗，可是县委书记马汉卿说：我们根据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接受他入党完全不违反党章。如果说这样做错了，我首先戴高帽子、挂牌子去挨批斗。这种过人胆识和唯实精神，多年后还被传为佳话。另一件事是他回到辽报主持大局之后披露出来的。他回忆说，自己曾问村里的老队长：“怎样才能改变贫困面貌？”老队长毫不犹豫地回答：“除了大包干，没有别的办法。”听了这话，他心里一热，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与广大农民兄弟想到一块了。
回到辽报后，他依旧同当年一样，下田间，访农家，一篇篇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的稿件相继出台。一九七九年春天，正当全国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倒春寒”时，他的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述评出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加了一篇长达六百多字的编者按。党中央机关报转发地方报纸的新闻，并加上语气很重的按语，这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篇述评也因此在全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老兄可谓飞黄腾达矣，然本色依然，性情如故。他极念旧，不是发达后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之人。国庆三十五周年时，他以国家外文局局长的身份参加国宴，走上铺着猩红地毯的六十级台阶时，他说他每上一级台阶就会想起一个恩人。对任仲夷、马汉卿、张化成这些省、县老领导，均念念不忘。他感慨地讲：“那些在茫茫人海中发现并帮助我的人，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贵人”。念旧与忘旧，是人品优劣的分水岭，我如是想。
敬宜兄出身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学渊溪，学养过人，此为知之者所公认。建昌县十年下放生活，他更多的是谈工作事业，很少论及私事，我们几个后生晚学只知道他是个“报痴”，一手好字加一肚子学问，对其多才多艺还知之甚少。后来他的《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乃至二○○一年《范敬宜诗书画》一书出版，我等才大跌眼镜，不由得从内心发出赞叹：吾兄果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难怪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季老在读了他的《笔记》之后作如是评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他在“自序”中颇为自谦，称自己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究竟是否如此，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曾撰文《诗书画一体 情文韵三绝》，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谈不厌；以书而言，功力深厚，出手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已入石涛妙境’，‘卓矣范君，摹之不失’。”
老兄幼时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已故著名画家王簃先生当年看了他的习作后作出如此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之地。”他曾就读于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里汇集了一大批精于文史哲的学者、教授，浓郁的国学氛围培养了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海解放前夕，他还是一名学生，一天带着临摹作品拜见有“画坛祭酒”之誉的吴湖帆先生。老先生翻开画页一看，就说：“此晚清名家陆廉夫青年时画作也”，并为之挥笔疾书“廉夫画册”四字，他赶忙声明是临摹之作，先生遂惊喜，补：“敬宜范世兄临本”几字。此成画坛佳话矣。
其国画作品不论是临陆廉夫山水册，还是临石涛，皆笔笔有章法，颇得古人意趣。他有深厚的文人气韵，自然喜欢恬淡、闲适、雅逸的文人画，颇得魏晋风骨与宋元气象。观其山水如入深山，只觉连绵无尽，郁郁苍苍，同时又觉兴趣盎然，已将胸中山水与真山真水巧妙结合，进入化境矣。
对于老兄的书法，我一向都是心悦诚服的，至今仍藏有墨宝，那是为拙作《细雨谈》所题章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观之即见其深厚的传统临习功夫。他的书法不论楷书、行书均见功力，往往兼有跋文，不仅雅逸有书卷气，而且隽永可读，如书王之焕《登鹳雀楼》诗跋云：“唐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二十字写尽天地间壮阔气象。辛巳立秋之日录此，不觉为之心胸豁然”。看着只有短短几句，但经此一跋，立即情韵相生，可读可赏。
本人愚钝，不谙诗道、不擅书法、不识画理，但知吾兄是个有心人又极勤勉，他竟能把五十年前的作文卷子保存到现在，并通过对当年的恩师的点评再点评，写成“旧文新编”，让人看到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是如何整合几代人的。他十三岁写的诗作出手即不同凡响，透出少年才俊的大气与深沉：
深岩沉壑倚长流，
满谷松风堪久留。
山瀑时同清咏起，
单衣宁觉已新秋。
他的诗时间跨度极大，长达六十余年，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十年动乱、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的世纪等不同年代，无论写景、状物，还是抒情、赠友，处处体现出火热的激情和磅礴大气，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使身陷屈辱，也表现出“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眺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之气。
敬宜兄的人生之路异常坎坷，但他矢志不渝地向往光明，向往未来，始终不放弃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这也体现在他的诗里。当你读到“驱魑魅，扫阴霾，斩榛蒿，清风起处，四海五湖更多姣……三代成伟业，盛世看今朝”这样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诗句，怎能不为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所感染。
老兄“峥嵘乍显”让许多人感到不解：“如此才情为何久藏深山而不为世人所知？”以吾观之，这正是他禀性冲淡、谦卑自抑、不喜招摇的性格使然。几十年的沉浮际遇，让这位仁兄愈加守中持和，于无为之中寻得有为。
《范敬宜诗书画》和《敬宜笔记》为一壁之双面，让人看到一个更完整、更鲜活、更立体的著名报人。他深厚的新闻功力，卓越的才情、广博的学识、高贵的人格令人如沐春风，一代大家的雄浑气魄跃然纸上。
一九九八年，敬宜兄离开了工作五年的人民日报。临行前做七律一首，流露出对人民日报更是对新闻事业的惜别之情。
五载共舟情至深，
骊歌一曲意难分。
风晨雨夕赖相持，
剑气箫心喜共鸣。
虽有豪情胜旧日，
愧无佳绩酬知音。
唯将一语寄朋辈，
海阔天空任纵横。
老兄是豁达之人，能上能下可去可留。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文曰“‘人走茶凉’属正常”。有位年轻同志在他退休前诚挚表示：“请你放心，我决不人走茶凉”。他当即赋诗相赠：
人走自然茶就凉，
不凉反而不正常。
只要留得真情在，
纵然成冰又何妨？
正是由于宽广的心胸和不凡的气度，他保持了快乐与健康。而今，老兄虽已步入古稀，但仍精神矍铄，神完气足，作为老友我甚感欣慰。他时有飞鸿传来，笔力遒劲洒脱，至今仍将十年插队生活视为人生难得的经历和宝贵财富，时常提及，津津乐道于当年趣事：“别看那时是落难，值得追忆和留恋的事情真不少，现在已很难体味那种深厚淳朴的友情了”。对于他在主持《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时没出“大的问题”，自己是这样总结的：“在建昌山沟里的十年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至少了解了广大的群众和干部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在思想上始终没有选错方向。”
退休之后，他并没有休息。国计民生，是非曲直，仍然在他心中、耳中、眼中。离开《人民日报》之后，踏入学界，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开始为中国传媒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贡献余热。我几次请他回访“第二故乡”。他都说忙，这不是托辞。他做什么都认真，到清华园任教后，每讲一课前，都悉心备课。我说，你理论功底深厚，又从事报业多年，讲课这不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他说，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大爆炸。固步自封就会误人子弟，也是糟蹋自己。授课之余，他时刻关心天下大事、百姓痛痒。对政治，对农村，对青少年，尤为关注。其《当了代表学听话》、《少年应识愁滋味》、《小康生活要喝粥》、《飞雪念村官》、《三封书信话村官》等言简意赅的精彩文章，都说明他真的做到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曾经是国家栋梁、“朝廷重臣”，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普通群众。去年三月，他把清华大学学生李强四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推荐给温家宝总理，总理亲笔给他写了复信，并给予高度评价。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金狗旺运时节，我仿佛又见到当年那个中等身材、衣着俭朴、圆圆脸庞的“难兄”，在昏暗的灯光下彻夜写稿，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跑遍全县。县委重要的报告和文件几乎都出自他手，而他当时最大的愿望仅是“能到一家工厂或农场当一个墙报的编辑”。他体会着最基层农民的酸甜苦辣，感动着普通百姓的善良品德，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变革，捕捉着民众的情结和心声。写这篇文章时，我忽地想起小时候读《岳阳楼记》背诵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兄从流放山野，到再入高层，至告老为民，一贯如此，当无愧于先人斯语矣。
敬宜兄之所以能如此为人为文为事，也许与他的身世相关。他乃北宋名臣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满怀才情却半生坎坷。幼年失怙，由母亲、姑母一起抚养长大；自幼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却以一年的小学学历，神奇般考上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瞒着家里只身前往东北，与夫人相遇并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二十六岁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最贫困的山区，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回到热爱的新闻行业。跌宕起伏的人生，锻炼了他钢铁意志，也铸就了他的高尚品格。他是中国传统文人优秀品性的集大成者，也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有忧国忧民的天性，却无多愁善感的特征。有为国家社稷奔走的热情，却无思想偏执与政治狂热。他的做人做事做文，乃吾师也，吾友也，亦吾楷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