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冬夜，我家的土炕上经常坐满了人，有男有女，他们都是公社里的骨干。
      我父母都是公社（后来的乡政府）干部，他们在召开党的会议。那个时候公社办公室都不生炉子，冬天喜欢到干部家里开会。农村经常停电，有时是二十瓦白炽灯浅黄却稳定的光；有时候是蜡烛跳动的光。我能从窗棂子上感觉的到。白炽灯光不用说，烛光跳动，窗格侧影会变换，深深浅浅飘飘摇摇。这样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的窗棂上跳动。他们念报纸，也许是父亲，也许是别人。然后轮流讲我听不太懂的话。这些话和老师讲的不一样，和爷爷讲的也不一样，和所有的人讲的都不一样。但我听得很入迷。我蜷缩在炕的一角，或被别人放在被垛上。他们有时很高兴，脸上带着笑意，语气也很轻松；有时很严肃，脸绷着像门板，谁都不能笑，只有旱烟的白雾不停的在屋子里翻腾，呛得我直咳嗽。他们有时候很沉默，都不愿意说话，也不再念报纸。男的吧嗒吧嗒抽烟，嘴像个烟囱；女干部有的低头发呆，有的抹眼角，旱烟确实辣眼睛。
       我知道他们做的、说的、心里头担着的都是国家大事，和老百姓有关。只有在这种场合，他们的语气和神色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而且谁也不会像平常一样逗我玩。
       我家是三间土坯房。西屋放杂物，中间的是厨房，我们称“外屋地"。东屋是卧室，干部就在这里开会。土坯房是从村里一位姓皮的老乡手中买过来的。房子买回来后，经过几次工程。第一次是将外墙皮用泥土重新抹了一遍。我偷偷的将手掌按在后墙根上，那个手印一直保留很多年。还有每年的春天抹一次房顶，用炕洞子土掺上土坎下挖出的新土，这样的泥土和出来后有一股烟火味儿。房顶抹好后，能经得住一年的雨水冲击，屋里不会漏。这种土坯房在南方申（村名）到处都是。很普通，普通到我们比手里的弹弓、石头块、还有奢靡的糖球，却不会比家里的房子。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乡里干部有时还在我家开会。他们的表情很兴奋，语速也变快许多。他们常说起“包产到户”或是“联产承包”这样的词。肯定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他们笑得很开心。因为说的次数太多，已经是小学生的我记得很牢。
       那个时期，乡亲们很忙碌，起早贪黑、热火朝天。隐约知道他们都承包了土地。乡亲见了面，不说别的，都是你家几亩地，我家几亩地，一巴掌一巴掌地算着收成，眨着眼睛望天，最后挥挥手说了句，总算能吃饱了，总算有了余粮。然后大笑，然后接着忙碌。大人们忙，孩子也跟着受累。有那么几堂课，男生缺了一小半。老师说，这可不行，不读书哪能行。让我们分头去找。           我先找到保山，正在西洼地薅谷子，满头大汗，两只手绿津津的。我喊他去上课，他爸不愿意，嘀咕着，念书有啥用？因为我父母都是干部，他爸也不敢多说啥。保山愉快地跟我去上学了。随后我又找到了二胖、国庆。
       简陋的教室里又一次坐满了人。
       我家还是老房子，不显山不漏水。每年春天还是抹一次房顶。村里有那么几户人家，开始翻建新房。原来这些人家，率先领会党的政策，开始做小生意，包砖厂、跑运输、开商店，成了万元户。建成的房子都是从外地引来的新样式，本地人叫“楼座子”。
人家说，等以后有条件了，可以接着往上盖楼。
       村子里有了这种房子，乡里的干部再开会议，都喜欢去那里，宽敞明亮。在哪一家开会，哪一家的主人都会很高兴地接待，摆上水果，泡好茶水，有些炫耀的调着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列席”，偶尔感受到这种气氛，从心底产生了羡慕。干部们在哪一家开过会，哪一家都会积极地宣传，虽然不知道全部的内容，但一知半解，也会成为新闻。这样的话，所有盖了新房的人家，都急着请干部去家里开会；没盖新房却又准备盖新房的人家，都加快了速度。
       父亲笑呵呵的说，这样好！比说什么都有用。大家都憋足了劲儿搞生产、搞经济，农村就有希望了。
       闲暇我问父母，咱们什么时候翻盖新房呢？他们总是说，不急不急，不知哪一天，会被调到别的公社（本地人还是喜欢这种称呼），我们还要搬家。这种情况下，盖新房也是一种浪费。
       我不考虑这些，只是想快点盖上新房子，这样干部们开会，就会再来我家。
      保山家买了全乡第一辆卡车，牛气冲冲的开进村。保山的二哥保强，原来在部队里学会开车，复员后成了家里的专职司机。每天把这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轰隆隆的开出开进，让整个村子都震动起来。
       后来保强也开始参加干部会议。因为他在部队就入了党，脑瓜灵活，精明能干，村里的党员在换届时选举他当了村支书。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干部请到家里新盖的二层小楼的大厅里，召开一些会议。保强的带动下，村里一些青年人要跟他搞运输，他就出资又买了两台卡车，由村党支部牵头，组成党员运输队。把村子里一些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拉进车队当搬运工。    保强和邻乡镇的铁矿煤矿签了合同，由运输队出车出人运货。几年下来，村里有一批人因此脱了贫，致了富。
       二○二○年秋天，离乡三十二年的我重新回到家乡。因为有了作家这个特殊身份，已经升任乡党委副书记的保强，很高兴的领着我到村子里转了一转。如今的南方申，彻底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新型的“楼座子”遍布全村，楼房也是起起伏伏连绵不断。“村村通”工程让村里公路畅通无阻，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停着农用车，有的人家院子里还停着小汽车。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是新时代一个富足的小村。
       我家房子的旧址起了两层小楼，主人是保山的儿子。八十年代后期，我家搬迁他乡，房子转卖给了保山家。保山也变老了，掉了一颗门牙，拉着我的手嘿嘿笑，漏风跑气地喊着他儿子儿媳杀鸡杀鹅买烟买酒。
       保强说，我就不陪你喝酒了，因为乡里要搞党建活动，需要他布置工作。我说你去忙吧，我就是想在村子里看看房子。看到了房子，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过去，也会想到当今。
       这些房子呀，是我回乡最好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