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村中央大槐树下的小学校读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确切地说应该是两间，一溜五间破旧茅草房东边的两间，两间中间没有隔断，朝南的门开在靠近教室西墙的一侧。茅草房西边同样没有隔断的两间，圈着生产队的几头牛。正中一间的门，向东开在教室西墙上靠里的位置，里面住着一位年纪很大的蒙古族烈属老太太，她要出门，必须经过我们的教室。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没看见她从里面走出来过。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躺在一扇门板上被抬出来，头朝北放在教室的地上，脸和身体被覆盖着，只露出来两只穿着黑布鞋的脚。蒙古族女子是不裹脚的，可印象里，她的脚并不大。她去世后，我们的老师才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学校的房子年岁久了，墙上泥皮大部分脱落，裸露的石头被风化了棱角；房顶上苫的黄茅草年深日久，呈现出黝黑的颜色，在雨后，黑色中偶尔会冒出几株碧绿的小草，或一簇白色的小蘑菇。有一天刮大风，把房子上的苫草整体掀卷下来，从院子里看，房顶只剩下一面灰黄的倾斜的长方形。已经糟烂的茅草，在院子上空盘旋，像飞翔着一群乌鸦，然后又劈头盖脸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部分被风裹挟着，越过残墙向西边的河套窜过去。这场景，成为我后来每次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眼前挥之不去的影像。
我的这所村小学，是大队总校唯一的分校，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学点，每隔一两年招一次生。曾经，我们村的孩子上学，要翻过一道山梁，夏季雨水多时，还得过一条小河，很不方便。有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队妇女主任向总校建议，校领导向公社请求，我们生产队腾出盛放种子的库房。从那时起有了我们的学校。
1970年3月，我5岁半，入小学一年级。好像是1973年前后吧，国家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我们集体蹲级半年，这样到四年级升入总校，我在村小学学习三年半，前后经历了至少八位老师。学校条件简陋，地处偏远，老师走马灯似的换岗，其中一位公办教师杨老师，只教我们不到三天。学校没有钟表，也没记得哪位老师戴过手表，时间靠估算。下课了，同学们并不在教室前做操场的小院子停留，而是一窝蜂似的飞奔出去，男孩子到东山坡上追逐打闹藏猫猫。我们几个女孩子，躲进附近一条沟岔里，轮番站在一块疙疙瘩瘩的大石头上，演唱样板戏选段。约莫该上课了，老师会吹挂在脖子上的小铁哨，我们叫它口溜儿——发出清脆的“㘗——㘗——”声，有时我们听不见，有时装听不见，该咋玩还咋玩，老师只好出来把我们赶回去。
历任老师均为男性，除了那位杨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他们和农民一样拿不值钱的工分，却有操不尽的心。工作琐碎到怕我们割破手指，挨个为我们削铅笔；手把手教我们从哪里下笔，因为有的同学写的数字和拼音字母不是趴着就是仰着；把一张白纸裁成32开，再用纸捻儿装订成作业本；或找来报纸，为我们的新教科书包上一层外皮。课间为前一天无故旷课的同学补课时，随时要奔出教室把两个厮打在一起的同学拉扯开。老师们都家住本大队甚至本村，学生们知道每位老师家门朝哪边开，家里几口人，和谁是亲戚，连他的小名都一清二楚。要是被拘管急了，我们会翻脸不认人，背地里议论泄愤，比如：“狗剩子（老师的乳名）还说他是咱们班主任，那么不嫌自称呢？！人家谁谁谁（总校教导主任，曾到我们学校视察过一次）才是班主任呢！”“不嫌自称”大约相当于自我标榜，是我们自创的词语。
后来老师不许我们出去了，下课只能在院子里玩。院子作为操场，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于是男同学撞拐、推铁环、打啪叽，玩得热火朝天；女同学蹦房子、踢毽子、抓嘎拉哈，耍得不亦乐乎。每一种玩法都有竞赛性质，由两名游戏能力强的同学，轮流挑选自己的队友，分成两伙较输赢。这些原始游戏虽然简单，也需要大脑、眼睛与胳膊腿有效配合，我肢体协调能力较差，容易拖队友后腿，挑选时总是被剩在最后，赶上总人数是双数，我便归于其中一伙；是单数，便两伙都参加，术语叫“两边落（lào）”。
夏天里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叫“摔泥炮”，就是找个小伙伴，一起到学校房后的井沿儿边挖硬泥，分成一般大小两团，各自用手捏成盆状，尽量把底部弄薄，托举在手里，猛地一翻手掌倒扣在石板上，猝不及防的空气“噗”地一声把泥盆底部鼓破一个大窟窿，于是得意地高喊一声：“补上！”对方从自己的泥团上揪下一小块，拍一个薄薄的泥饼把窟窿盖住，然后再由他摔，我来补，到上课时，谁的泥块大，谁赢。
有一年操场竟然种满了高粱，我们的活动空间剩下房前窄窄的一条，想活蹦乱跳，根本施展不开。同学们因地制宜分成两队，身体靠在教室的外墙上，互相用力往中间挤，异口同声地喊着：“挤呀挤呀挤出油，挤出㞎㞎换糖球！”
操场东墙是贴着土坎垒的，土坎上是村道，在操场上看挺高的东墙，只比村道高出两尺左右。这个操场，也是生产队的一个小场院，东墙下常年存放一只碌碡，秋天先用它把泼上水的地面轧实，然后再用它在上面打场、轧编茓子的高粱秸，秋后闲置，两侧掩上碎石头，成了我们固定的体育设施。用手撑住飞身而过，它可以是木马；闭着眼睛单腿站在上面，它可以是平衡木。让我们不满意的是它不能动地方，于是我们还趴在地上，用手抠掩着的碎石，好让它活动起来，满院子推着玩儿。那应该是危险的游戏，一旦磕着碰着或者被轧到，便会受伤。老师看见，大喝一声：“你们不要命了？！”我们只好不情愿地从地上爬起来。
因为这个碌碡，作为班级年龄最小、玩耍时总被忽略的女生，我头一次成了课间游戏的主角。尽管长大一些后，有人再提这件事，我会有些羞恼。起因是那天我们村里有人家娶亲，触发了同学们的灵感，别出心裁地，要来一次喜庆的乡间送亲仪式模仿表演，碌碡作为唯一的道具，被当作送亲的马车。诸多角色人选都落实了，却在最主要的位置卡了壳——女同学们至少比我大一岁，最大的比我大五岁，她们比我心眼多，知道害羞了，谁也不肯扮演新媳妇。我在一旁正羡慕地看着他们分配角色，机会来了，被拽到前面，系上红头巾，推着骑坐在碌碡上。碌碡左前侧是演车老板的同学，他响亮地吆喝着虚拟的马匹：“驾——驾！”送门客、压轿的、挂门帘的一干主要送亲人员，或斜靠在碌碡上，或双手推着碌碡，表示坐在马车上；后面四个挑嫁妆的男同学，横竖站成两排做肩担重物行走状；没有派上角色的同学，主动扮演看热闹的乡亲们。我围着红头巾，腼腆羞涩地微笑着。众人瞩目，有些不好意思；头一回觉得自己这么重要，心里美滋滋的，挺兴奋。同学们簇拥在我身边，像花瓣簇拥着花蕊，欢呼着，雀跃着，一次举全班（也是全校）之力的盛大演出达到欢乐的巅峰。
与操场上亮晶晶的阳光相比，教室里显得有些昏暗。学校的房子，也和村里的民居一样结构，纸糊的有许多小方格的窗户，里面的墙皮也同外面一样斑驳了，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呈凹沟状。黑黢黢的长方形课桌，下面有两个桌格放书包，配一条长板凳。黑板在天热的时候挂在东墙上，靠门口凉爽地方留给我们；天冷时挂在西墙上，老师站在透风的门口。虽然只有一个班一名老师，课程表上仍五脏俱全，老师是万金油型的，语算政音体美全开，只是不那么正规。上体育课，老师有节奏地吹着口溜儿，我们在操场上转圈跑步；音乐课叫唱歌课，请村里两个在总校上学的高年级女生，教我们唱歌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好多样板戏的唱段，是我们自己跟着电影和广播学来的。
二年级有一篇课文《三送水罐》，老师要我们用里面新学的“发现”一词造句，一个男生这样造的：“我在放学的路上发现一只狗，我把它抱家去了。”现在看来应该没毛病，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老师认为不郑重，当作不成功的例子念给我们听，同学们反倒觉得很有趣，一齐笑起来。那个男生受到鼓舞，又仿造一句：“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个日本鬼子，一脚把他踢死了。”于是哄堂大笑。这么一件小事，全班居然乐了好几天，除了身在其境的我们，恐怕任谁都会觉得莫名其妙。
有时老师正在讲课，会有某个同学的家长站在村道上，面向教室突然吆喝一嗓子：“二丫头！我上沟外给猪薅点草，你麻溜回家看小五去！”更有一次，我那年仅四岁的可爱弟弟，手里拎着半只茄子，径直走进课堂，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姐，给你瘸（茄）子！”
大自然对我们的诱惑，远远大于课堂，经常有同学逃学，藏在某个小沟岔里玩一天，或者偷着去串亲戚。即便请假，理由也很超前：“老师，我明天不来了。”“为啥不来？”“那个啥，我明天脑袋疼。”
我们上三年级时，学校又招收一年级新生，同一教室，两个年级两个班，老师还是一个。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自习，我们还 可以辅导一年级的学弟学妹。这种复式教学形式，很考验老师的工作能力。
许多年后，我们村到总校的路修好了，教学点撤销，房子卖了，买房子的人家拆了旧房子，原地盖起了宽敞结实的瓦房，操场变成绿油油的菜园。关于它留给我的一切记忆，在现实空间都不存在了，同一天入学的伙伴风流云散，各奔东西，大多三十多年不见，有的已不在人世了。
无人能使时钟为我敲打已逝去的钟点，但曾经体验过的欢乐依然可以重上心头。史铁生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在我年过半百，经历了世事风雨之后，回想起童稚的日子，还能翘起嘴角微笑，内心充盈着温馨，那么，我的人生该是没什么缺憾了。
原载《天津文学》2022年第8期
学校的房子年岁久了，墙上泥皮大部分脱落，裸露的石头被风化了棱角；房顶上苫的黄茅草年深日久，呈现出黝黑的颜色，在雨后，黑色中偶尔会冒出几株碧绿的小草，或一簇白色的小蘑菇。有一天刮大风，把房子上的苫草整体掀卷下来，从院子里看，房顶只剩下一面灰黄的倾斜的长方形。已经糟烂的茅草，在院子上空盘旋，像飞翔着一群乌鸦，然后又劈头盖脸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部分被风裹挟着，越过残墙向西边的河套窜过去。这场景，成为我后来每次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眼前挥之不去的影像。
我的这所村小学，是大队总校唯一的分校，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学点，每隔一两年招一次生。曾经，我们村的孩子上学，要翻过一道山梁，夏季雨水多时，还得过一条小河，很不方便。有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队妇女主任向总校建议，校领导向公社请求，我们生产队腾出盛放种子的库房。从那时起有了我们的学校。
1970年3月，我5岁半，入小学一年级。好像是1973年前后吧，国家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我们集体蹲级半年，这样到四年级升入总校，我在村小学学习三年半，前后经历了至少八位老师。学校条件简陋，地处偏远，老师走马灯似的换岗，其中一位公办教师杨老师，只教我们不到三天。学校没有钟表，也没记得哪位老师戴过手表，时间靠估算。下课了，同学们并不在教室前做操场的小院子停留，而是一窝蜂似的飞奔出去，男孩子到东山坡上追逐打闹藏猫猫。我们几个女孩子，躲进附近一条沟岔里，轮番站在一块疙疙瘩瘩的大石头上，演唱样板戏选段。约莫该上课了，老师会吹挂在脖子上的小铁哨，我们叫它口溜儿——发出清脆的“㘗——㘗——”声，有时我们听不见，有时装听不见，该咋玩还咋玩，老师只好出来把我们赶回去。
历任老师均为男性，除了那位杨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他们和农民一样拿不值钱的工分，却有操不尽的心。工作琐碎到怕我们割破手指，挨个为我们削铅笔；手把手教我们从哪里下笔，因为有的同学写的数字和拼音字母不是趴着就是仰着；把一张白纸裁成32开，再用纸捻儿装订成作业本；或找来报纸，为我们的新教科书包上一层外皮。课间为前一天无故旷课的同学补课时，随时要奔出教室把两个厮打在一起的同学拉扯开。老师们都家住本大队甚至本村，学生们知道每位老师家门朝哪边开，家里几口人，和谁是亲戚，连他的小名都一清二楚。要是被拘管急了，我们会翻脸不认人，背地里议论泄愤，比如：“狗剩子（老师的乳名）还说他是咱们班主任，那么不嫌自称呢？！人家谁谁谁（总校教导主任，曾到我们学校视察过一次）才是班主任呢！”“不嫌自称”大约相当于自我标榜，是我们自创的词语。
后来老师不许我们出去了，下课只能在院子里玩。院子作为操场，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于是男同学撞拐、推铁环、打啪叽，玩得热火朝天；女同学蹦房子、踢毽子、抓嘎拉哈，耍得不亦乐乎。每一种玩法都有竞赛性质，由两名游戏能力强的同学，轮流挑选自己的队友，分成两伙较输赢。这些原始游戏虽然简单，也需要大脑、眼睛与胳膊腿有效配合，我肢体协调能力较差，容易拖队友后腿，挑选时总是被剩在最后，赶上总人数是双数，我便归于其中一伙；是单数，便两伙都参加，术语叫“两边落（lào）”。
夏天里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叫“摔泥炮”，就是找个小伙伴，一起到学校房后的井沿儿边挖硬泥，分成一般大小两团，各自用手捏成盆状，尽量把底部弄薄，托举在手里，猛地一翻手掌倒扣在石板上，猝不及防的空气“噗”地一声把泥盆底部鼓破一个大窟窿，于是得意地高喊一声：“补上！”对方从自己的泥团上揪下一小块，拍一个薄薄的泥饼把窟窿盖住，然后再由他摔，我来补，到上课时，谁的泥块大，谁赢。
有一年操场竟然种满了高粱，我们的活动空间剩下房前窄窄的一条，想活蹦乱跳，根本施展不开。同学们因地制宜分成两队，身体靠在教室的外墙上，互相用力往中间挤，异口同声地喊着：“挤呀挤呀挤出油，挤出㞎㞎换糖球！”
操场东墙是贴着土坎垒的，土坎上是村道，在操场上看挺高的东墙，只比村道高出两尺左右。这个操场，也是生产队的一个小场院，东墙下常年存放一只碌碡，秋天先用它把泼上水的地面轧实，然后再用它在上面打场、轧编茓子的高粱秸，秋后闲置，两侧掩上碎石头，成了我们固定的体育设施。用手撑住飞身而过，它可以是木马；闭着眼睛单腿站在上面，它可以是平衡木。让我们不满意的是它不能动地方，于是我们还趴在地上，用手抠掩着的碎石，好让它活动起来，满院子推着玩儿。那应该是危险的游戏，一旦磕着碰着或者被轧到，便会受伤。老师看见，大喝一声：“你们不要命了？！”我们只好不情愿地从地上爬起来。
因为这个碌碡，作为班级年龄最小、玩耍时总被忽略的女生，我头一次成了课间游戏的主角。尽管长大一些后，有人再提这件事，我会有些羞恼。起因是那天我们村里有人家娶亲，触发了同学们的灵感，别出心裁地，要来一次喜庆的乡间送亲仪式模仿表演，碌碡作为唯一的道具，被当作送亲的马车。诸多角色人选都落实了，却在最主要的位置卡了壳——女同学们至少比我大一岁，最大的比我大五岁，她们比我心眼多，知道害羞了，谁也不肯扮演新媳妇。我在一旁正羡慕地看着他们分配角色，机会来了，被拽到前面，系上红头巾，推着骑坐在碌碡上。碌碡左前侧是演车老板的同学，他响亮地吆喝着虚拟的马匹：“驾——驾！”送门客、压轿的、挂门帘的一干主要送亲人员，或斜靠在碌碡上，或双手推着碌碡，表示坐在马车上；后面四个挑嫁妆的男同学，横竖站成两排做肩担重物行走状；没有派上角色的同学，主动扮演看热闹的乡亲们。我围着红头巾，腼腆羞涩地微笑着。众人瞩目，有些不好意思；头一回觉得自己这么重要，心里美滋滋的，挺兴奋。同学们簇拥在我身边，像花瓣簇拥着花蕊，欢呼着，雀跃着，一次举全班（也是全校）之力的盛大演出达到欢乐的巅峰。
与操场上亮晶晶的阳光相比，教室里显得有些昏暗。学校的房子，也和村里的民居一样结构，纸糊的有许多小方格的窗户，里面的墙皮也同外面一样斑驳了，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呈凹沟状。黑黢黢的长方形课桌，下面有两个桌格放书包，配一条长板凳。黑板在天热的时候挂在东墙上，靠门口凉爽地方留给我们；天冷时挂在西墙上，老师站在透风的门口。虽然只有一个班一名老师，课程表上仍五脏俱全，老师是万金油型的，语算政音体美全开，只是不那么正规。上体育课，老师有节奏地吹着口溜儿，我们在操场上转圈跑步；音乐课叫唱歌课，请村里两个在总校上学的高年级女生，教我们唱歌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好多样板戏的唱段，是我们自己跟着电影和广播学来的。
二年级有一篇课文《三送水罐》，老师要我们用里面新学的“发现”一词造句，一个男生这样造的：“我在放学的路上发现一只狗，我把它抱家去了。”现在看来应该没毛病，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老师认为不郑重，当作不成功的例子念给我们听，同学们反倒觉得很有趣，一齐笑起来。那个男生受到鼓舞，又仿造一句：“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个日本鬼子，一脚把他踢死了。”于是哄堂大笑。这么一件小事，全班居然乐了好几天，除了身在其境的我们，恐怕任谁都会觉得莫名其妙。
有时老师正在讲课，会有某个同学的家长站在村道上，面向教室突然吆喝一嗓子：“二丫头！我上沟外给猪薅点草，你麻溜回家看小五去！”更有一次，我那年仅四岁的可爱弟弟，手里拎着半只茄子，径直走进课堂，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姐，给你瘸（茄）子！”
大自然对我们的诱惑，远远大于课堂，经常有同学逃学，藏在某个小沟岔里玩一天，或者偷着去串亲戚。即便请假，理由也很超前：“老师，我明天不来了。”“为啥不来？”“那个啥，我明天脑袋疼。”
我们上三年级时，学校又招收一年级新生，同一教室，两个年级两个班，老师还是一个。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自习，我们还 可以辅导一年级的学弟学妹。这种复式教学形式，很考验老师的工作能力。
许多年后，我们村到总校的路修好了，教学点撤销，房子卖了，买房子的人家拆了旧房子，原地盖起了宽敞结实的瓦房，操场变成绿油油的菜园。关于它留给我的一切记忆，在现实空间都不存在了，同一天入学的伙伴风流云散，各奔东西，大多三十多年不见，有的已不在人世了。
无人能使时钟为我敲打已逝去的钟点，但曾经体验过的欢乐依然可以重上心头。史铁生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在我年过半百，经历了世事风雨之后，回想起童稚的日子，还能翘起嘴角微笑，内心充盈着温馨，那么，我的人生该是没什么缺憾了。
原载《天津文学》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