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那时候，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看谁不顺眼，说你是抗日分子抓了就杀，那时候死个人已经是经常事了。

       有一年秋天，天还没亮，鬼子就把村子包围了，把村民们都赶到村头一棵大柳树下，在旁边挖了几个大坑。不一会儿，从村里押出几个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抗联，其中一个男孩子长的瘦瘦小小的，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鬼子们把这几个人用枪托砸倒在大坑边，逼着他们说出抗联在哪，村子还有谁是抗联的人，虽然这几个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却始终牙关紧咬，一声不吭。鬼子恼羞成怒，不由分说便下令全部砍头，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被鬼子无情地砍下，围观的百姓眼含热泪，默默地低下头不忍直视。最后轮到那个瘦瘦小小的男孩时，鬼子一刀没能把男孩的头完全砍断，血哗哗地流了一身，小男孩疼地一蹦老高，我二爷爷站的地方离得近，看到如此悲惨地场面，心疼得受不了，跑过去一把抱住男孩大喊了一声：“我的孩子呀”。眼泪就止不住地哗哗得流下来，鬼子军官见此情景恶狠狠地说：“把这老东西也砍了”。“咔！咔！”两刀，二爷爷的头和小男孩的头一齐滚到坑里。鬼子临走时还丧心并狂地下令不准掩埋，要曝尸三天。可当天夜里，乡亲们就悄悄地把二爷爷埋进了祖坟（按族规规定，横死的人不能埋进祖坟），那几个抗联战士的遗体也运走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姥爷早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利用自家在附近城镇都有商铺的便利条件，为抗日联军传递情报，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无辜百姓和抗联人员等工作。那几个牺牲的抗联战士，也是他安排在村里躲起来的，由于叛徒告密才引来了鬼子。

       那天村子里还死了俩个人，妈妈的堂哥当年也才五岁，父母早起干活没在家，他在睡梦中被鬼子拽着两条腿活生生给劈了。还有族里的一个堂爷爷，因为年纪大了又有哮喘走不动，躲在家里被鬼子发现，用辣椒水活活灌死了。“小鬼子不是人呀，连畜牲都不如。”母亲说：“我大娘就因为人年轻长得又漂亮，鬼子便扒了她的衣服，在她奶头上拴上铃铛，逼着她给那些畜牲擀什么“响铃面”吃，鬼子前脚一走，后脚我大娘就上了吊。”

        解放后我母亲才知道，姥爷在抗日战争期间，被鬼子抓住了好几次，因为宁死也没承认自己是抗联，又有村里的乡亲们做保，后来花了好几百块大洋才保住一条命啊。但是，姥爷生前从来不说自己的事，却经常提起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抗连战士。      

       有一次姥爷和一位抗联战士去执行任务，在路上遇上了鬼子搜查，两个人紧走慢赶怎么也甩不掉鬼子。危急时刻，抗联战士把姥爷推到路边一条濠沟里，说：“你是当地人，容易混过去，还是我掩护你……。”说完就向另一边的荒地跑去，姥爷刚跑到不远处的一个树林里，就听到远处几声枪响，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姥爷顺利完成任务回来后，找到了那位身中数弹，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战士遗体，悄悄掩埋在一片松林里。  

       妈妈说：“那时候抗联战士牺牲了，掩埋后连个坟头都不敢立，怕被鬼子发现了。”

       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年近九旬的母亲心里。我家的电视不能看任何与日本有关的新闻或者影视剧，我们兄妹三人结婚时，社会上正流行日本电器，但我家没有一个人买日货；孙男嫡女们不能学日语，不准去日本留学，不许去日本旅游，这已成为我家不变的家规。

       时间虽然能抚平伤口，但仇恨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使人忘记。居安思危，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牢记在心的警世恒言，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永远记住这国仇国恨，并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将它永远传下去，随时准备着为雪国耻、报家仇而付出我们的一切。

     （姥爷生前从不提自己的功绩，所以对他知之甚少。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当地政府送来挽联，并致悼词，才知道他是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