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要上大学了，她洒脱得很，和小妹去大连玩了。妻子却忙碌起来，上网查拉杆箱、床单被褥，不时还转述同事为即将离家孩子准备的焦虑。今天陪她到专卖店，她又开始精挑细选，已买了四条床单，还在选枕套。我忍不住打趣：“唉，我这心里怎么有点空落落的？想当年我上学，无论高中还是大学，可没这阵仗。”    
       记忆拉回从前。家里姐弟三人，我考上重点高中，花费比姐姐弟弟多些，条件算稍好——至少不用自己带饭蒸饭。但在那所重点高中里，我的条件仍是垫底的。整整三年，没添过一件新衣。最难忘的是那件军大衣，父亲当兵时的旧物，灰色的，在当时清一色军绿的学生堆里格外扎眼——我只记得老一辈革命家画像上穿过那种样式。白天我绝不穿它，只在熄灯后，裹着它蹲在昏黄的路灯下啃书。有位家境不错的同学，不知怎的，非要跟我换大衣穿，他穿我的灰大衣。结果被数学老师撞见，对他说：“这大衣快别穿了，太过时了。” 我脸上发烫，窘迫极了。那件灰大衣，终究还是默默陪我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苦读。
       三年倏忽而过。高考结束，想犒劳自己一下，去趟从未踏足的公园，竟因独自一人、心神恍惚而没找到入口。那三年，真像是昏天暗地的一场跋涉。接着又是孤身一人去外地上大学。父母都忙，母亲只嘱咐了一句：“在学校吃饱了，别饿儿着。” 我便扛起母亲准备的、塞在编织袋里的寻常铺盖，背上父亲用旧炮弹箱改成的行李，独自出发。在村口，爷爷站着等我，只说：“好好念书。” 硬塞给我五块钱。推辞不过，攥着那带着体温的纸币，看着爷爷佝偻的背影渐渐模糊在尘土里，眼眶瞬间就湿了。坐了三个小时客车到城里四叔家，再转晚上的火车。四叔给了我一身体面的旧行头——浅棕色西服和皮鞋。这身行头，成了我往后三年的“门面”。新年晚会上，我就穿着这西服，蹬着学校发的运动鞋，扮演懒汉，效果竟出奇的好。直到大二，我才终于拥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时兴的军绿大衣。那是大姐用打工挣的钱买的。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家里不同意复读，读书梦就此断了。虽然这件大衣时，同学们早已换上毛呢或羽绒服，但于我，它已是梦寐以求的“时尚”。
       后来，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总觉心有不甘，几年后再次苦读，考上了研究生。那时女儿刚出生，父亲也已离世，我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又要离家远行，母亲含泪塞给我二百块钱，重复着那句老话：“到外面吃饱了，别饿儿着。” 妻子在单位门口送我，车渐行渐远。读研的日子，愧疚感如影随形——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却无法尽责。吃饭能省则省，电脑用的是弟弟淘汰下来的旧机器，风扇轰鸣，却支撑了我所有作业和论文。终究是扛不住了，第三年找了家私立学校教书，赚钱养家。怎能忍心让女儿对着归来的父亲感到陌生？怎能忍心让妻子独自担起生活的风雨？又怎能忍心让母亲在漫漫长夜暗自垂泪？每当听人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我只感到一阵寒意。
       如今轮到女儿了。时代不同，条件好了太多。虽也督促她吃了些读书的苦头，但看她行囊齐备：手机、电脑、崭新的拉杆箱……我们也会送她去大学，见证她新旅程的开始。这终究也是一场别离，孩子在身边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少了。龙应台的话，此刻分外清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