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时候就认识碾子了。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座新建城市的边缘，吃商品粮，米和面都是从粮站凭粮食本领回来的，不用碾子压。当时正是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定量的商品粮不够吃，秋天，母亲把种在院子里的数十棵苞米穗子收集起来，晒干后搓掉粒子，领着我分几次到邻近的小营子找碾子压碎，回来掺菜做干粮吃。小营子人都是农业户，吃不到商品粮，看到我们非农业户眼气，见我们来压粮食，都不拿好眼色看，母亲只好陪着笑脸拉着我站在一边等，直到在场的农业户都压完粗粮走了，这才轮到我们。小营子就一盘碾子，谁家用碾子都得到这儿来，何况还有非农业户来“挤油油”，压粮食的难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6年深冬，非农业户下乡成为一股暗潮，我们家也在其中。母亲是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带领我们兄妹3人被父亲单位的两挂马车送到乡下姥姥家，借表亲家的3间闲房居住。记得当时姥姥很高兴地说：“回来好，回来好呀，你们城里人凭口粮本领的粮食不够吃，听说做干粮还得掺菜，不像咱们乡下，做干粮静米静面。”
        那时乡下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点煤油灯，更不用说用粉碎机加工粮食了，人们吃饭全靠推碾子压粮食，碾子成为生活中谁也离不开的工具。记得我们3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有4盘碾子，人们谁也说不清这几盘碾子是哪辈子安上的，我们当地没有这种石头，老年人说，这些碾子有可能是老祖宗从山东逃荒到这里时从远方运来的。住在村边东沟子的3户人家有1盘碾子，离村子远些，村里人不常去；住在西沟的3户人家有一盘碾子，是叔伯兄弟，离村子远，也没人去；村子里有一户人家院子比较大，在东厢房里安了一盘碾子，自家用，因这家人性格差劲，外人从来不去；生产队大院里的碾子安在棚子里，下雨和下雪天也可以使用，又属于公家的，所以来推碾子的人多，得用扫碾条帚排号，碾轱辘一天天转个没完没了。生产队干部家里人用碾子就不用人推了，从牲口棚随便牵出一头驴套上拉碾子，扫着碾盘上的粮食，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如同现在领导家属坐公车一样自在。
        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我们家推碾子得用起早、晌午和傍晚时间，大约每两三天就得推一次碾子，不是压苞米面就是压高粱面，有时也压小米和高粱米。当时我十多岁，每次推碾子都在前头抱着碾棍两脚往死蹬，身子使劲往前拱，母亲在后边一手扶着碾棍推，一手用扫碾条帚扫碾盘上被碾轱辘一圈儿圈碾下来的粮食。如扫得不及时，粮食容易滚到碾盘外，或跑到碾子的内侧压不瓷实，粗细不均。两人累得无话可说，只听见两张嘴呼哧呼哧喘粗气。那时我就想，在前边抱碾棍推碾子的人和上套拉碾子的驴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没完没了地转圈儿，一口接一口喘粗气，只是人没有像驴那样带蒙眼罢了。
        在我的记忆里，推碾子是个既受累又无聊的事情，做什么都比推碾子好受。在乡下过日子期间，母亲在家是一家之主，在生产队是妇女队长，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没看见她有清闲的时候。当时我十多岁，两个妹妹又小，倒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每次推碾子母亲都叫上我，让我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感。我在母亲面前曾经怒气冲天罢了几次工，每次都在母亲给予的肉体惩罚中败下阵来，只好含泪抱着碾棍围着碾盘一脸茫然地转圈子。那时我就海阔天空地想：人在肚皮上安个拉锁有多么好哇，饿了时把拉锁拉开，把粮食往里一倒，然后再拉上，也就不用干推碾子压粮食这个累活了。
        推碾子压面比压小米和高粱米要轻快一些。压面时，得少放粮食，在碾盘上薄薄的一层，随着碾轱辘的转动能清楚地听到粮食粒儿破碎的声音，感觉不出碾轱辘在转动中有多大的阻力，围着碾盘转动的脚步子倒也轻松，走上十圈二十圈就碾完一次碾子。而碾米就不同了，感觉碾轱辘沉了，转的也慢了，推碾子时头往前拱，腰更弯曲，两腿用力，感觉很累。碾米得在碾盘放厚厚一层谷子或高粱，随着碾轱辘转动，在与粮食一次次强烈的摩擦中使壳儿慢慢脱落，然后收进簸箕里，把谷子或高粱的皮儿簸出来，剩的就是小米或高粱米了。母亲干簸粮食的活儿，两手端着簸箕，使劲左右晃着肩膀，把粮食皮儿从簸箕里扇出来，落到事前铺在碾道边地上的布单上，完事儿后收起来回家喂猪喂鸡。母亲簸粮食时我仍然在推碾子，没有她在后面助力，迈动的脚步更加吃劲，有一种上刀山下火海的感觉，而我仍然咬牙坚持着，一步又一步往前迈，一圈儿又一圈儿，直到听到母亲“行了”那句话，这才停下来一口接一口猛喘粗气。
       日常推碾子就是这样，几天推一次，不是碾米就是压面，周而复始，就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苦日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到春节前就不同了，因为家家都要蒸豆包和粘糕，都要碾黄米面，而时间又集中在几天内，这样一来，村里的4盘碾子就紧张了，大家都得排号，扫碾条帚在碾道摆了好几把。生产队院子里的碾子更紧张，因为有碾棚避风、避冷、避雪，这时候生产队长开了大恩，在这里推碾子队里借给毛驴用，不用人推。于是，这盘碾子黑天白日没有闲时候，晚上点着油灯干，队里的几头毛驴倒班使用。母亲算是半拉生产队干部，能用上这盘碾子，我这才脱开推碾子这件苦活，站在一边，看戴着蒙眼的毛驴一圈儿一圈儿顺着碾道埋头苦转，看母亲时而跟在毛驴后面用扫碾条帚收拾碾盘上的粮食，感到年味儿越来越近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村里拉上了电灯，接着有了粉碎机和磨米机，人们便很少用碾子了，只是到年前碾黄米面蒸年干粮时才用，说是用机器粉碎的黄米面不粘，不如碾子碾的好吃，还有味道。
       我在乡下生活了13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和碾子打交道不仅是碾粮食推碾子，玩耍时也没有离开过碾子，因为乡下实在没有让我们可玩的东西了。记得我和伙伴们捉迷藏时，我不止一次钻进碾盘底下，弄得浑身上下成了土驴子。我们在碾盘上玩打“啪叽”，还把碾轱辘当马骑，有时几个人推着空碾子一阵疯跑……
        后来，落实了政策，父亲单位开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把我们家连人带物拉回城里，永远离开了乡下的碾子。一次，乡下的一位老友进城办事，说起碾子，他告诉我，现在村里已没有人再用碾子了，除了生产队那盘碾子，那几盘碾子被邻近住户掀到一边，倒出地方种地了。生产队解体时，把院子分前后卖给两户，老友买了后面的地盘，扒掉旧房建起北京平房，把老碾棚留下来当作驴棚。为了节省地方，他把驴槽放在碾盘上，把驴拴在碾框上，整个碾子成了废物。
        在我的记忆这部书里，乡下的日子占了很大的篇幅，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章节在里面有着重要位置，虽然已过去几十年时阴，仍感觉那段生活特别的清晰，如散落在地上的米粒或毛发，随时可以捡起一个故事。我想，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乡愁吧，那段时光已牢牢地凝固了，默默地守在那里，让我时常去追寻和感受。
        前几天和村里的老友在微信里闲聊时，我们俩又说起他家驴棚里那盘比他太爷岁数还大的老碾子。这些年来，这盘老碾子我们已谈论无数遍了，而每次谈论都有一种新鲜感，好像两位老人在唠当年的初恋一样。他还给我发来一张老驴棚照片，我看见那盘碾子还在，上面堆满了苞米穗子，只是驴不见了，驴拉碾子时用的套包子和牲口套挂在墙上。老友说，他把驴卖了，现在种地不用牲口了，省下了草料钱。
                       (此文为“七十载正风华  朝阳振兴谱华章”征文散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