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哐哐——”老甘用力砸一块石头。铁锤扬起又落下，铁黑的石头被砸出青白之色，像供销社橱窗陈列的布匹。
        铁锤落下，石屑流萤一样急匆匆飞起，不知去向。
        过一段时间，或者是第二天。再过老甘家，那块石头已经消失了。我没在意那块石头去了哪里，心里想：老甘把那块石头干掉了，像消灭了一个鬼子。
       我的眼里，石头都是一样，从山上来。辽西丘陵密布，是哪一座山呢？南山和北山，长得相差无几。石头也是一样，坚硬而豪横。自然界里谁还能硬过石头？我还是孩童，对我来说坚硬是一种极限，我还没有足够力气辨明世上隐藏的一些事和物。
       老甘为什么奋力地砸石头？大概老甘想从石头里取出一件什么宝贝吧。
       像我父亲，每到春季，就奋力地挖着园子。吭哧吭哧，铁锨插进地里，翻出的新土睡眼惺忪，潮湿土气灌进鼻腔，汗水淹透褪净颜色的红绒衣。劳动都有一种隐形的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回避逃脱。农家出身的父亲雷打不动地执着，忽略了劳动带来的痛苦。干活时父亲用低俗詈骂消减劳累。夜晚他在睡梦中辗转低吟。从身体里出发的痛他无法回避。父亲挖出满园葱郁和应季的蔬菜瓜果。我家餐桌上徘徊着民间田园的丰盈气息。
       “哐哐——”坚硬又单调的声音。每一次经过老甘家的胡同，就会抢先冲出来迎向我。把我的好奇心一锤一锤激发。我猜想：石头里的宝贝一定很多。
       老甘是一个石匠，我从大人言语中获悉。石匠是干什么的我却一无所知。懵懂童年，没有一件事能让我上心。
        我去过老甘家院子，一次父亲牵着我路过他家，遇到了老甘，他热情地把父亲拉到院子里闲聊。好奇心爆棚的我乘机巡视，他家院子里摆满了石头制品，石桌石凳，石碾石磨。靠墙一面摆着一溜石滚子。这个东西我们常见，春耕时节，播种后的垄沟用它来压实。老甘家的西厢房，参差不齐地摆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用毛毯或苫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石品。从轮廓上看出人体形状。我只在门口看一眼，就莫名地惊慌，再没胆量迈过门槛。
       父亲和老甘坐在石桌边喝大碗茶，家乡产的“大把抓”，气味儿苦涩，一只蓝花粗瓷碗沿上龇着豁口，像是刚刚笑过。火炉上，乌黑硕大的铁壶坑坑洼洼，壶嘴滋滋地喷白汽，家乡人叫它“趴壶”。
       老甘黑瘦，头发银灰色，额头皱纹刀割般，高颧骨、大嘴叉，一笑哈哈哈哈，声音破空而来。端茶碗的手骨节粗大，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奇怪的手。
        我心里装着那些石像，不敢一个人进他家院子。甚至靠近他家院门，都心生怯意。但眼睛忍不住，想钻过厚厚的石头院墙，想爬上他家院墙外高高的柳树。
       老甘小儿子连军是我的同学，像他父亲一样瘦高个子，衣服常常破破烂烂，能从衣兜、帽檐、书包里抖出碎碎的石屑。
       “你也砸石头吗？”
        我无厘头地问，连军有点蒙。
        “砸。”
       我抓起他的手反复查看，像寻找什么秘密，他的指肚和掌丘有茧，和我相处的农家子弟手掌都隐藏着这种坚硬，不足为奇。他的手背是一层浅浅积垢，我也一样，也没有出奇的地方。
        我和连军的关系不好不坏，他有点不合群。我喜欢掏麻雀、捉蟋蟀、捅蜂窝、撞拐，干追鸡撵狗恶作剧。连军躲得远远的，鄙夷地看着我，或是跑到西河套捡石头，挑挑拣拣，衣兜鼓鼓。我看过他捡的石头，古里古怪，没看出什么名堂。我想起他家院子里有一截矮墙，上面摆着奇奇怪怪的石头，原来是他捡的。
       老甘有三个儿子，连军是老小。说起老甘的儿子，有一段辛酸。他的大儿子是一位军人，我只见过一面，一身戎装，英俊挺拔，走起路来虎虎生威。他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牺牲了。记得那一天老甘家来了两辆草绿色军车，门前站着几位军人。军人一直是我心中仰慕的存在，我们躲在很远的地方看，军人站成排，向老甘敬礼。威严庄重。我们被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庄重气氛震慑逼退，不敢靠近。
       连军二哥叫连强，比他大一岁。连强手巧，叠的纸飞机与众不同，能飞很远距离。就这一手，我们就已经折服，围在他身边，求他教我们叠飞机。而我总是学不会，叠的飞机又丑又笨，飞不出多远就一头栽在了地上。连强学会了拉二胡，学校文艺演出，他拉了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这是我在闭塞时光里听到的最好听的声音。          谁想一场厄运降临在他的头上。村里修水库，在山谷深处放炮，疏通水道。小孩子好奇，躲开大人视线，悄悄地潜伏在靠前位置看热闹。我被父母死死地看住。心却跟他们一起一次次跑远，去看那惊心动魄的一瞬。听小伙伴说，那天的炮很奇怪，本来是十炮，响了九声没动静了。像是炮爆着爆着忘了自己干什么了。孩子们开始争论，一派说是响了十炮，一派说响了九炮，吵得不可开交。谁也没注意连强已经悄悄地摸到了前面。后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崩飞的石块雨点一样落下，击起阵阵尘埃……就在那一声爆响中，连强被一块拳头大的碎石击中了脑袋。
        那一天，老甘疯狂地砸石头，“哐哐——”，砸了一夜。
        父亲说，老甘砸了一辈子石头，最后被石头收走了儿子
        老甘就剩下连军一个儿子了。两个哥哥没了后，连军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喜欢一个人躲在人群之外。
        有关老甘，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牢，第一件是听父亲讲的，老甘受到一场批斗，一伙人从他的西厢房里搜出了石佛像，被抬上马车拉到了公社。全公社的人聚集在广场。老甘被民兵簇拥着推上台。他不发一言，面色平静，把他大儿子的立功证书抱在胸前，激昂的人群冷静了下来。后来公社书记王大胡子潦草地说了几句话，就散会了。
        老甘回家照样砸他的石头。
        第二件事，小学门前有一段坡路，雨雪天气，变得泥泞湿滑，小孩子腿脚不稳，摔一跤就会轱辘很远。有哭的有笑的，场面乱成一团。后来这段坡路，被老甘用石板修成了台阶，雨雪天，再也没有孩子摔倒。
        我二十年前回去，石台阶还在，石板破损不堪，中间已被磨平，边缘处，能看清石钎的凿迹。知道石板是手工一锤一锤打磨出的。
       问村里人，年轻人回复不知道。上岁数的人叹口气说：“这台阶，是甘××修的。”
       近期返乡，小学门前的坡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台阶不见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再问，村里已经没有人知道台阶这个事。
                                                                     二
        我第一次接触木匠，还是住在乡下。大哥要结婚了，家里请了木匠，打家具。木匠是亲哥俩，姓徐，是邻居徐老尖家的族亲。
       木匠哥俩在我家园子中间挖了一个土坑，填上碎木柴。木柴燃烧起来，黑色的浓烟像是一块抹布，几个来回，就把自己擦得透明，变成浪漫的乳白色。烟气裹挟着木质清香，杨木轻浮，松香醇厚。哥俩把我家准备打家具的整根木材摆在土坑上方，反复烘烤，去水汽。哥俩不断地加柴，木材被烟火熏得发黑。这种原始的烘烤方式在二十世纪七80年代的辽西很流行。
        几天后，开始破板。把整根烘烤好的木材架起来，用大锯刨开。一个人站在高处，一个人俯身低位，拉动大锯。大锯吃吃地吼，锯片闪耀寒光，浑身战栗，像是用尽全身的劲儿。锯齿两侧的木屑激流般喷射，锋利的锯条把整根木材分割成一块块木板，打开了树的全部。
        我目睹一棵树——这时已不应该称作树了——被分解，看清像云朵、山峰、手指肚一样的木纹，知道树的内心和人一样 ，有绚丽多姿的梦境。木纹迎合了人的审美，自然的云朵和流水，透露着时光的大自在。怪不得明熹宗朱由校不好好当皇上，却酷爱木工。
       小木匠性格活泼，用我没听过的话互相调侃、攻击、挖苦，笑得干脆利索。我九岁或十岁，还没有辨别年纪的本事，现在看来，他俩也就二十多岁，正是青春爆发的年纪。
        徐老尖说（童年的玩伴兼邻居），他们家族很大，像一棵树。这是他从“家堂”上看到的。“家堂”是一种民间流传的族谱，在一块白布上按辈分写上先人名字，每逢春节，在家族内轮流供奉，像唐卡一样挂在墙上。“家堂”上，从祖辈名字开始，树根一样繁衍着根须。小木匠是他五叔家孩子，在“家堂”上属于一条脉系。他五叔也是个木匠。
        老尖说他的五婶正在生病，很重的病。哥俩很早就辍学了，跟着父亲在外面耍手艺，赚钱为母亲治病。
        小木匠（我不知道他俩的名字）干活之余，喜欢问我学校的事情。老师叫什么？班里有多少学生？有遥路沟（他们住的村子）的学生吗？每天都学什么……这些话题让我脑袋瞬间变大，极不喜欢。我更关注他俩用木材的废料为我演示手艺，用凿子在木板边缘凿出凸凹的缺口，两块板子铆合，严丝合缝，转眼间，一个小木桌，或者一个小木凳就出现在眼前。
        俩人喜欢抢我新发的书看，拿起书凑到鼻子前闻。说书上的墨水味好闻。我也学着闻，墨香一下子闯进了我的世界。直到现在，每得到一本新书，我都会偷偷地闻一闻。
        隐约记得小木匠说过，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该有多美！他们早早地辍学，手被工具磨砺得粗糙坚硬。这一切我都不懂，衣食无忧让我忽略了世间存在的苦与痛。他们能用墨盒在物料上绷出一条笔直的线，已让我痴迷；他们用刨子推平木板，翻卷的爆花眼花缭乱；铁凿刃口下，木丝像面条一样均匀柔顺。这比在教室里看生硬的板书有意思多了。精美的家具，日复一日成型，我内心的崇拜无以复加。那段时间，课堂如炼狱。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在课堂里混时光，盼望着放学。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声，是世上最悦耳的声音。我像兔子一样往家跑，想早一点见到小木匠，看他们像变魔术一样，把一堆木头，变成我无法想象的神奇。
        我闯进院子的一瞬，他们一定放下手中的活，争着翻看我的书包，欣喜地研究我的钢笔，翻卷袖口在赤裸的胳膊上划线；把我的文具盒拿出来开开关关，看文具盒盖背后印的乘法口诀。当看到我的作业本空空如也，他俩都很惊讶。
        “你在学校不写作业吗？”
        我用手抚摸着光滑的家具，看斗橱上云朵似的花纹，深嗅木质清香。“写什么作业？我想当木匠。”哥俩惊愕。不，应该是惊吓。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俩曾向父亲询问过一种药，是给他们母亲治病用的，也是一脸惊慌。这是一种我记忆深刻的表情。
        我偶尔看见哥俩窃窃私语，或者激烈争吵，脸通红，说出医院、医生的名字和一些奇怪的药名，脸上出现另一种表情——我现在终于明白，是焦虑。一种深深的焦虑。吵过后，两人不说话，埋头干活。那一刻，我总觉得他俩的世界离我很遥远。
       小木匠在我家干活时，要管两顿饭，中午和晚上。母亲会特意炒两盘菜，多焖两碗米，怕他俩吃不好。哥俩吃饭时腼腆，用筷子尖夹一点点菜，隐现的喉结上下滑动。干活时他们生龙活虎，面对生活，却要小心翼翼。我往他们吃空的碗里盛饭，一次又一次。哥俩的脸微红，看着马上见底儿的饭盆，拽着我的胳膊，用手罩着碗，再不让我多盛一碗饭。
        家具做好了。小木匠走了。我的心空落了好一阵。
                                                                        三
        春花是我的同学，和她熟悉是因为我两家离得近。我和春花交流无障碍，引来男同学冷嘲热讽。春花长得柔柔细细，一条乌黑闪亮的粗辫子垂到腰际，摆来摆去。她的肌肤细腻白皙，眼睛很大，眸子很黑。她力大无穷，像老天爷错把男人的力气分配到她身上。什么缘由忘了，她揍过二胖、连军、宝山和志伟，各种理由地揍，揍得嗷嗷叫。我在心里喝彩：该！该！让你们平时嘲笑我，说我坏话。撒了一腔怨气。
       春花爸是铁匠，干瘦黝黑。在小镇，也是唯一的铁匠。王铁匠名声很响，可惜我一直记不清他的名字。干活时，他爸有一件粗糙肮脏的帆布裙，常年围在身上，看不出颜色。春花也有一件帆布裙，洗得很干净，他们的帆布裙上都密布黑色的斑点，炭火迸溅留下的痕迹。
       低矮工棚被生硬的铁器挤满，炉火正旺，春花拉风匣，呱嗒呱嗒，火苗蹿起一尺多高。火堆里的铁块慢慢脱去乌黑的外罩，生出一片片橘红的花瓣，王铁匠用长铁钳把红透的铁块夹出来放在铁砧上。他抡大锤，春花抡小锤，大锤像狂奔的野马，激昂奋进；小锤像溪流，穿山裂石，不卑不亢。大锤小锤像黑白琴键，互相补充音律错落和衔接。叮叮当当，铁砧上烧红的铁块火星四溅，发出低吟。火星扑向他们，被帆布裙挡在了外面。春花的腰小幅扭动，辫子像荡秋千。重锤之下，一把铁器逐渐成形。譬如一把镰刀。
       我猜想，春花的力气就是从轮锤中生成的吧。常年和铁打交道，她性格冷峻刚硬，做什么事都干脆利索。
春花家打造的铁器，主要是用于家庭或农业生产的小工具，菜刀、镰刀、镐头、犁头、锄头。打出的工具安静地码放在墙角，像犁头，一个吞着一个，像鱼的鳞片。
       王铁匠兼给大牲畜挂掌。驴、马、骡子。铁掌也是他家打的，形状像弯曲的扁豆角，上面有锁孔一样的眼儿。他家门前有两根铁拴马桩，人牵来牲畜，缰绳拴在桩上。比如是一头毛驴，用绳子把一条驴腿曲过来捆绑上，蹄朝上。先用铁钳卸下磨烂的旧铁掌，用锉刀一层一层地割掉磨损的驴蹄胶（类同人的指甲），一片一片，露出新茬，再把新驴掌用铁钉钉上，直到把四只驴蹄上的铁掌全部更新。刚钉完掌的毛驴，略显慌张，原地打磨，四个蹄儿试探着接触地面，一步一步小踱，像刚换上新鞋的孩子。我们兴致勃勃地围观，抓紧机会抢割下的驴蹄胶，攒多了到供销社卖钱，一角钱一斤，一角钱能买七块硬蔗糖块。王铁匠的脸被炭火熏得漆黑，一笑露白牙。挥舞铁锤吓唬我们：“都滚犊子，再捡劁了你！”
        小孩子轰一声散了，不一会儿，又一个一个聚拢过来。
        打下的铁器，要到集市上去卖。春花柔细的身子，碎花布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像一幅年画。集市上人来人往，目光潮涨潮落。铁器生硬、闪光，有序地排列在民生的摊位上。铁器在挑选人的手中毫无表情。它们将奔赴乡间浩大的劳作。像一把锄，除草、松土，闲时挂在墙上。
        我有一把镰刀，两寸宽半尺长。镰刀面上看出烧红的铁在重锤下奔突的痕迹，像水流，也像云朵。这把镰刀很锋利，是春花家的产品。一个暑假，我割得柴垛成小山。这是我与铁器接触最多的时光。我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道疤痕，狰狞而丑陋，是割柴时留下的纪念。锋刃割过青柴误伤手指，鲜血欢快地从创口奔涌而出。钝痛迟缓，无名指深度麻木，像突然间消失。镰刀扔在了一边，像一个无辜的看客。我偷偷哭了一会，用隔年的马粪包（一种野生的菌类）粉末把血止住。四十多年过后，展开左手，无名指上微微凸起的疤痕，清醒地记住锋刃下的疼痛。
        那时候供销社正销售一种镰刀，刀面窄刀身长，光滑精致。连军就用这种镰刀，在我面前炫耀，说他的镰刀是机器打造的，比我的镰刀锋利。我们谁也不服谁，但我没有他的力气大，他割的柴总是比我多。
       连军为什么要贬低我的镰刀呢？我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春花。连军一听，脸唰地一下白了，把他攒的糖块、捡到的最好看的石头，还有一枚五分钱硬币一股脑塞给我，并承认他的镰刀不如我的快。“真的！”他的目光急切地追着我表态。春花揍过他，两次。
       恍然间，小镇成立一家综合加工厂，王铁匠变成王厂长。纷纷扰扰的世间，也有我疏忽的过场。
       初中一毕业，我背起行囊到城里求学。小镇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一片空白。五年后回到小镇，春花接手了他父亲的综合加工厂，继承了王家所有的铁器生产。恰逢改革开放，王家铁器产品销路很广。
       让我震惊的是，春花竟然嫁给了连军！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画面：春花脑后的长辫飞起，细腰像扶摇的水草，满操场追逐连军。连军脸上的惊恐是那样的真实。
       曾经屈服于春花粉拳之下的连军，见到我扬眉吐气。少年的卑微和惊恐模样变得那样缥缈和遥远。人们说：小铁匠和小石匠成亲，真是硬碰硬。
       我的心空落落的，那把镰刀正在生锈。我找到它时，它躲在西厢房梁柁上，像一个羞于见人的孩子。那是春花送给我的礼物。
                                                                    四
        大光说：“给我一把瓦刀，我能改变世界！”
        这句话颇具哲性，是大光十四岁时说的。我没听懂，能记住，是因为他至少说过十遍。因为我不懂，大光很恼火。
        瓦刀，瓦匠的工具，酷似荷叶形状，用于涂抹或修改。万间民宅均起身于瓦刀。
        大光最早的工程是搭一个鸡窝。他大喊大叫地把我们引进他家院子，让我们参观他的作品，一座高约三米的鸡窝。鸡窝用石头垒起，里外抹上一层泥，很精致，有檩有檐，侧面还有一个窗口，竖着插几根木棍，留半掌宽的缝。我第一次看见有窗的鸡窝。这座鸡窝太精致，在大光家破落的院子里光彩夺目。
        大光嘴咧向耳根，脸红得像一根萝卜。我们谁也不吭声。当然是不服气。没办法，他确实搭了一座漂亮的鸡窝。
        民间的悲喜剧都是意外，大光的鸡窝竣工的第二天早上，毫无征兆地倒塌了，把他家一只下蛋的母鸡砸死了。其他的鸡像早已预知危险一样，待鸡窝的门刚刚打开，蜂拥着从豪宅夺门而出。那只鸡好像正孕育一颗蛋，迟了半步。
       大光很沮丧，蹲在一片废墟的鸡窝前苦着脸深思。这个情景是我脑补。中午放学路过他家，他家的锅里正源源不断地飘出炖鸡的香味儿。原来，他每天上学都会带一颗鸡蛋，向我们显摆。他说鸡蛋里含蛋白质、维生素。我们说他的鸡蛋上有鸡屎味。他不屑我们的搡弄，当着我们的面扒开鸡蛋皮吃下去。我们喉结滚动，咽口水，心生幽怨。自从他的鸡窝砸死了母鸡，他妈取消了他每天一个鸡蛋的待遇。我们皆大欢喜，奔走相告。
       大光父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瓦匠，绰号“张泥鳅”。我不是对其父不尊，作为记录者，只为展示光阴中的真相。
       大光从小就经受了父亲强化锻炼，他家院子里有一截石头墙，张瓦匠命令大光拆掉后重新垒起，抹上胶泥固定，一次复一次。每次我喊大光出去玩，都看见他苦着脸垒墙，他父亲监工，对我们横眉冷目。我们只能远遁。
于是，大光不断地拆墙垒墙。
        也就在那个时段，大约小学四年级光景，大光创造性地搭了一个带窗口的鸡窝，意外砸死一只下蛋母鸡，并被取消每天带一个鸡蛋的待遇。
        辽西朝阳，二十世纪70年代还很贫困，小镇上几乎都是土坯房，或者是红土干打垒房子，一尺厚的土墙。一部分房子地基是石头的，深半米，石块垒到膝盖高，再用土坯或泥打垒。建这种房子技术含量不高，有力气就行，用到瓦匠的地方不多。
        瓦匠的春天是进入80年代中期，日子渐好，农村广阔深厚的土地上热气腾腾，正为一种新生活的到来而亢奋。
        朴实憨厚的农民，在生活有了起色之后，首先考虑的是要建一所房子。在农村，房子是生活质量或是脸面的另一种支撑。张瓦匠每天骑着他破旧的二八大杠，意气风发地奔走在乡村土路上。自行车的横梁上有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瓦匠的全部家当，铲、刀、锤、抹子等。山路不平，自行车和工具一起响，哗啦哗啦。
       朋友保全家里申请到一块宅基地。保全家是首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代表。他大哥保正参军时是汽车兵，转业后，就筹钱买了一辆半新的解放牌大卡车跑运输。每一天，这辆卡车在村里轰轰隆隆地开进开出，让沉寂很久的目光活泼起来。小孩子听着汽车的引擎声都跑出院门张望。
        保全家要盖一座二层楼房，这是一件比他家买汽车跑运输更震撼的消息。张瓦匠是建房的总指挥，很威风——什么时候挖地基，什么时候立柱起梁，什么时候垒墙，什么时候安窗，什么时候铺线……晨起，朝霞万丈；暮至，落日依山。楼房就在朝夕交替中，成长起来。
        张瓦匠比原先瘦了很多，刀条脸上胡子茬如草莽，眼睛却炯炯有神。最初，只有他一个人奔忙，形单影只。 后来他组建一个建筑队，发展到二十多人。此刻，在生活逐渐复苏的山村，人们正处在巨大的惊喜和兴奋中。辽西朝阳丘陵地带的建筑业蓬勃发展。
        大光能把石头墙垒直时，建房不再用石头，用红砖，简洁、整齐、美观，更牢固。他家院子里的石头墙彻底拆除，他爸给他准备了一车红砖，开始垒砖墙。大光跟我说，他做梦都在垒墙。
       不经意间，山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人脸上多了笑容。
       生活好了，大光的母亲却走了。陈旧生活总是要消耗人的精力的，大光的母亲病痛一辈子，却没熬到人间的好时光。
        大光家里的风云，也是从母亲去世后。
        据说张瓦匠爱上了邻村一位姓韩的单身女子。他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不舍昼夜地往那个村子跑。我们跟踪甚至偷听。把这件事当成大事去做。大光和他的父亲不停地争吵，每一天的眼睛都红肿，无心学业。他用锄头把砖墙砸个稀巴烂，抗争父亲的爱情。不久，张瓦匠拉着他的建筑队到城里揽工，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位女子……
        张瓦匠为别人盖了那么多新房子，他家的老房子却一直保留着。这是三间典型的土坯房，房檐已有了下沉的意向，墙皮脱落，藏在里面几十年的土坯千疮百孔。陈年的家具像戏台上返场的老生，遮挡不住岁月的沧桑。所有的一切都不如院子里那截墙光鲜。
        镇子里的人质疑张瓦匠钱的去向。质疑他为什么一直守着破败的老房。他那辆旧的二八大杠，成了大光上学的代步工具。有时不见其人，已闻车声。哗啦哗啦，大光过来了。
        大光独自一人守着三间土坯房，冷锅冷灶冷炕，完成了初中学业。
        我和大光都没有考上高中。他拒绝到他父亲的建筑队，和同学国庆一起到大连打工，最终也没混进瓦匠队伍里。我流浪到城里求学。断断续续地收到大光的一些信，信中熟悉的笔体洋溢着与他性格相悖的语气，譬如“改革的春风吹拂下，我迎接崭新的生活……”他为新建的楼房刮大白，是一项凭力气和技巧赚钱的工作。后来做建材生意，成为真正的老板。
        张瓦匠在城里买了一套楼房，说是给大光准备的。他没和韩女子一起生活。大光也在大连买了楼房，他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扎下根
       父子俩有一个共同无法返回的故乡。
       再见到大光，油光水亮的头发，脖梗上粗俗的金项链，手中新潮的手机，已是一副成功人士做派。
       我们喝酒、他抢着买单。就是不让说家中那堵石墙，更不让提那座鸡窝。那截石墙凝聚着父亲对他的期望，或者是爱。他从情感上拒绝父亲，内心已妥协。那座漂亮的鸡窝，是他最初的骄傲，让他第一次品尝到失败的挫折。他想念母亲，说起母亲的爱和病痛，每天煮一个鸡蛋却塞在他的书包里。砸死的母鸡成了他爸的下酒菜，他母亲连一口汤都舍不得喝。
       他背过身去，擦拭眼角。一米八的大个微微颤抖。
                                   原载《鸭绿江》202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