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宇宙间万物的本质是能量，那么所有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就都是这个能量的显现。有能量就要有能量等级，在艺术品与受众之间就存在一个能量对等的问题。人（接受主体）与艺术品（对象主体）的意识水平和能量水平是否对等，就决定了这种接受活动的吻合与有效。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去接触文学经典或音乐经典，有些人则难以接受这些经典而去寻找那些低俗、浅陋的艺术去自恋自负，这里面有一个心理同位效应和能量共振的问题。经典作品只能与它相应的受众产生共振，通俗作品也只能与它相应的受众产生共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经典作品的欣赏者能够在经典的作用下提升审美品位与精神品位，而低俗作品却只能和自己相对应的受众产生共振，这些受众在这些作品的催发下也只能越加低俗。这是因为，低俗作品给受众提供了足够的精神空间与心理支撑。
在一个价值取向随意自由的时势中，通俗文艺与流行歌曲之所以能够尽显风流，显示出文艺创作迎合大众的风潮与走向。这种倾向在创造市场价值上说当然无可厚非，而在拯救蒙昧、提升大众的责任担当上说，就值得质疑。孔夫子衡量文学艺术的三个字叫做“思无邪”，那么，我们敢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创作取向吗？
如果我们能够直面当下的图书市场、影视收视和文艺批评标准的沦丧，我们会为文学艺术因迎合大众而出现的颓势感到痛心不已。在众多所谓图书出版公司的一些运营中，我们发现了大量改写与规避版权的操作，这些操作号称瞄准市场，实则是迎合大众；民间说唱艺术以搞笑抑或恶搞为能事，用刺激观众“嘎鸡窝”产生的哄笑代替艺术感染力；流行歌曲的歌词普遍描写低俗与悲伤的情调，引发了众多低俗与悲伤的和鸣者争相传唱；影视剧咀嚼无聊，拼凑篇幅，在胡扯八瞎中获取票房价值……如果这些情形还不足以令人沮丧，那么对这些现象的公正评论时常缺席或肉麻推崇该是足以令人愤慨的吧？
写书（包括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的效应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大众、启蒙大众，而另一种是迎合大众。启蒙大众因为要扭转受众头脑中一些错误想法，潜移默化地灌输一些新思想，这就意味着受众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而迎合大众呢？迎合大众的作品与大众的思维正好对接，天然吻合，大众很容易会产生愉悦。只是，这非但不能提升大众的品位等级，反倒强化了受众原来的观念，为各种低俗无聊提供氛围佐证与心理支持，我们即使不说它有多大害处，但起码没有益处。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对“畅销”、对“喜闻乐见”、对“票房价值”等迎合大众的理念进行质疑。即是说，那些在市场规律中得意洋洋的文艺现象或文艺作品永远都无法等同于文学品味，而畅销与品位永远都难以说成是同一个概念。
二
透彻地说，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都是伟大艺术家天才的产物。那么，什么是天才，天才的首要特征是什么？这对我们理清迎合大众的根源很有帮助。
首先，我们应该确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天才总是要把自性推向极致。而自性又是什么呢？这一来源于佛学的名词是说人的本源状态。人的自性中包含了所有善良与智慧，只是这些善良与智慧被膨胀的欲望所侵蚀所遮盖了。而天才秉承自性，就是要扬弃一些常规欲望，就要不遵循常规法度。他们使用的是“无法之法”，是“无用之用”，也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摈弃了所有后天人为的目的性而又合于启蒙众生的目的性。
人为的目的性包括畅销、收视率和票房价值等等。由此，带有人为目的性的艺术创造是难以产生天才的。因为天才要突破一般逻辑，突破常规，然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异象。而这个异象却正是天下苍生所渴望得到的精神食粮。而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是不需要“异象”的，他们习惯于常态，习惯于在麻木状态下反刍无聊，在无聊中反刍低俗。因此，大众的生存状态与趣味等级是容不得天才存在的。我们从大众不容苏格拉底说起，便会联想起大众也不容但丁。但丁被当时的所在国驱逐出佛罗伦莎之后，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到处流浪，其潦倒与狼狈如同乞丐一般。我国的曹雪芹尽管有《红楼梦》手稿流传于世，其本人际遇并不乐观，能够留下来的个人资料少之又少；从屈原的自投汨罗江到苏东波的黄州发配，从鲁迅的被人监视到老舍的投湖自尽，世界上的天才们受尽了不被世俗所容的苦难。个中原因深层的说，是天才与大众能量等级的相差悬殊，一般说来就是这些天才没有也不可能去迎合大众、俯就大众。因此，大众把他们视为异类就在所难免了。
而市场机制下的艺术创作，却把迎合大众当做一个参照系来顶礼膜拜。千方百计的去跟踪市场，煞费苦心的去投其所好，在世俗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中去赚大众的钱。这样，创作者的自性特征和超迈精神便遗失殆尽了。
好的作家艺术家不迎合大众并不等于鄙视大众、看轻工农，恰恰相反，好的作家艺术家不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却永远和大众的心灵相通。伟大的诗人作家永远都是心怀慈悲心与同情心的人，不过他们的慈悲心与同情心不在现实层面，而在于让大众如何超越当下的生存状态来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空间。他们的伟大心灵永远连接着人间的不平与苦难，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前景，他们甚至不惜断送了自身的安逸生活。他们之所以不去刻意迎合大众，正是从这些人的生存前景与美好明天考虑。竭尽全力的创造优秀的作品来启迪大众的心智，来唤醒大众的迷蒙，从而扬弃陋习，超越自己，去创造高等级的幸福生活。
三
中国文学回首百年巨著稀，因此也无法进入世界批评的视野。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象，也无法不对这样的现象进行反省。
反省的办法只能是“反求逐己”。由“迎合大众”这一现象，我们会联想到，中国文学除了存在生态环境问题，还存在一个大思路问题。最为常用的思路就是在一种既定的目的指导下来进行创作，并且以实现目的为成功。那么，迎合大众便是一种常用的手段，它的目的是取悦于大众，讨得大众的欢心以赚取更大发行量和收视率，从而实现更大的财富收入。
类似这种目的性写作的种类很多，譬如体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体现道德判断、体现是非判断、体现主义与思潮价值等等。这些目的先行的艺术创作从根本上违反了艺术创作的一般原理。那么，艺术创作的本来面目是何许模样呢？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经典，无一不是在心灵自如状态下写出来的天籁之音。我们可以回顾《伊利亚特》、《俄底浦斯王》、《神曲》的博大襟怀，可以品读《麦克白》、《唐·吉诃德》、《浮士德》的心灵震撼，还可以领略《红楼梦》、《史记》、李后主词选、苏东坡诗集、《古文观止》的丰富无比，这些传世经典无一表现出具体的目的性和招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把一时一地一己的感悟变成全人类共同的感悟，把一时一地一己的哀怨与欢乐变成全人类共同的哀怨与欢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性写作，也叫真情写作。这种自性与真情体现着创作者对世间苦难的大爱、大悲悯与大同情，奔涌着人性本源深处的美好与智慧。
目的写作的种类与形式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探讨的“迎合大众”是其中比较拙劣的一种。在对这种迷雾的驱逐中，我们能否领略文艺创作自性化的神奇与崇高？
这个真面目就是，创作者面对的绝不是某些具体的、暂时的目标，而是心灵自如状态下感悟的对大众困境的不懈思考。只有这种思考才能赢得人类的普世共鸣，才能找到未来的旷世知音。
这样的作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的原因就是排除了既得利益的诱惑与干扰。那些受不得寂寞、受不得凄凉的作家是无法体验这种孤独，无法获得这种通向成功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的。
因此，我们现在没有一点理由陶醉在各自所谓“成就”面前，我们应该反省的是心灵麻木后的自恋与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