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共和国小一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喜悦，见识过奋然前行的悲欢离合。

邻居家的二姐，小名国红，大我一岁，和伟大的祖国同龄。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老人给她起的小名的含义。她生在建国日，父母希望她和共和国一样红。我7岁上学，她8岁上学，一个班，又是近邻。“远亲不如近邻”，上学一起去，回家一起玩儿，我没有亲姐，妈妈让我叫她二姐。到三年级，二姐辍学了。那是挨饿的年月，挖野菜、捡柴火，二姐成了家里的劳动力。星期天或是放学后，二姐经常喊我去和她剜野菜、捡“疙瘩棒儿”。春夏，天长，我俩经常去北坡的大沟，有阴凉。剜苦麻子、野鸡膀子、小白蒿，捡小树枝儿、水冲出裸露在坎子边的小荆条疙瘩、圪针根子。

为一口吃一把烧，十几岁的我们---有时有本家二哥和刘家大姐---就在弯弯的山间小路挎着个破筐奔走。

等我读完中学，一律回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候，二姐，已是一位标准的女社员。记得解放军在我村支农时，一再表扬二姐，说她“鱼鳞坑”挖得还快还好，植树造林，是标兵。

记得，一天晚饭后，二姐喊我，让我陪她去公社看看奉命撤离的解放军。深秋的夜晚，一起走上往公社去的山边小路。我知道连指挥部设在花果山下的一栋瓦房里。山边的小路，弯弯曲曲，乱草纵横，走了近10里到指挥部的时候，已是夜色沉沉。那时，柴草茂密的地段不多，这里是公社花果山封山，又是部队的临时营房，草木在朦胧的秋夜，把山路更拉进了昏暗。昏黄的几缕光在坎上的树间钻出来，我和二姐说：“朝闪光的方向走，就到了。”二姐松开了拉着我的手。我顺势整整衣襟，正正头上戴的班长送我的真军帽，才觉得手心似乎都是冰凉的汗。

我一声正规的报告，走进了连指挥部。连首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俩，送我们到坎下，“山路弯弯，黑呀，伢子好走。”首长说。路上二姐问：“解放军说啥意思？”“山路黑，孩子再见。”“咱都这大了，怎还叫孩子？”“可能四川方言，就这么说。”“还是你们念书的，懂得多。”其实我心里在想，一个二十岁、一个十九岁，这么大怎还叫孩子呢！孩子，能这么懂“全国学习解放军”吗！

夜的深秋，很冷。我俩都是薄薄的汗衫，走得很近，似乎在遮一些寒气。我顺着“伢子”这话，给二姐讲方言，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讲路黑也不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着边际地讲，不着边际地到家了！山路弯弯，夜路茫茫。我走到家门口回头一望，二姐还在她家的后门看着我。

走山路夜路，我很习惯。以前曾经和爸爸抱怨过，咱这嘎达儿就不像人家平原大平道好走。我念中学时，还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沥青公路，更别说村村通工程了。20里路，要翻一座梁，蹚一条河。那时学校作息时间必须严格遵守，没车，连自行车都没有。贪黑走弯弯的山路、跋涉烂泥的河滩，掉河，满脚湿泥，常有的事。一年夏天，爸爸从三线筑路工地告假回来，简直震惊了我。爸爸用一天时间徒步90多里，从工地走回家。多少年后，我骑自行车寻访过爸爸回家的路：大林腰子-东大屯-于班营子-南三家子-苑家沟-四营子-二车户沟-郑杖子，两涉小凌河，爬过记不清多少大梁岗子，山路弯弯，有荒草河滩，有羊肠小道。头半道瞅着羊山，后半道奔小孤山。看准大方向，脚下的道就不会错。那时我问“怎不坐汽车？”“给了三天假，要坐车，走弓背，换车等一宿，来回都不赶趟儿了。走弓弦，还能在家待一天。”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从不觉得路不好走了。

我在木头城子中学工作时，跨越大柏山的公路一条也没有。如果乘汽车，也需要到朝阳换乘，走大弓背，约260里。我骑自行车，从桃园上梁，梁顶附近磨盘大的石头间弯弯的小路，我得把自行车扛起来，可一想起老一辈走过的漫长艰难，我，一身汗就过去了，这算什么。

岁月悠悠，今天，宽阔平坦的大路修到脚下，汽车、各式小轿车开到家，停在院子里。走过山路弯弯，迎来了绚丽的明天。

二姐，我们这一辈开始迎来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

  原载《朝阳日报》2019年7月20日（华彩70周年征文特别稿）